涨工资 职工有了话语权

　　背 景

　　２００４年，辽阳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１６．３％，地方财政收入增长２３．５％，而工资总额只增长了７．８％，七成企业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有的企业十年没涨工资，有的三年只涨了２０元；拖欠工资时间最长的达３８个月。

　　王文祥终于找到了做父亲的自豪感。作为民营企业的一名普通职工，爱人下岗在家，王文祥过日子一直紧巴巴的。上小学的女儿，用的文具盒都是旧的。最近王文祥时来运转了——不到一年时间，工资就跳了两跳，从１５００到１８００再到２１００。女儿换了和同学一样的自动文具盒，见人就拿出来“炫耀”：爸爸给我买的！

　　５月２９日，辽宁省辽阳市宏大开关厂，王文祥告诉记者：“工资集体协商不光是涨工资，也让咱在老板面前直起了腰杆。”“工资集体协商”，说的是企业职工代表和经营者代表就工资分配、收入水平谈判后，签订书面协议的事。从２００６年起，辽宁省辽阳市在非公企业中推行了该制度，目前已有１０００多户企业参与其中，万余名职工受益。

　　４月，《辽宁省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规定》正式发布，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正逐渐享受到工资集体协商的阳光雨露。

　　一

　　工资有了“指导员”

　　●张慧贤多了一个身份——“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到企业宣传发动，帮着酝酿推选代表，甚至直接被委托参与谈判

　　张慧贤是辽阳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在工会工作了十几年，“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对她来说，也是个新词。一年多接触下来，她判断：“工资集体协商正当其时。”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辽阳市总工会就企业职工收入分配状况，选取了９０家企业和９００名在岗职工调研。结果归纳起来就几个字：“低、慢、欠”。２００４年，辽阳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１６．３％，地方财政收入增长２３．５％，而工资总额只增长了７．８％，七成企业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有的企业十年没涨工资，有的三年只涨了２０元；拖欠工资时间最长的达３８个月。

　　时任辽阳市总工会主席的田长连分析，改革开放后，劳动关系出现两个趋势：用工形式多元化和“强资本弱劳力”现象。工资分配本应是“市场调节、企业自主、职工参与和政府监控”；而现实中“市场调节、企业自主”有余，“职工参与、政府监控”不足。对于工资分配，职工不敢参与，工会不愿参与，政府监控指导仅限于发布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指导线，缺乏制约刚性。到最后，涨工资全凭老板说了算。

　　２００６年４月，辽阳市政府与市总工会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强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企业正常的工资调增机制。”按计划，辽阳市当年选择５０户企业作试点，２００７年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要覆盖六成，２００８年则要达到九成。

　　工资集体协商，在拥有４０万从业人员、八成在民营企业的辽阳，一时成了街谈巷议的新鲜事。张慧贤也多了一个身份——“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到企业宣传发动，帮着酝酿推选代表，甚至直接被委托参与谈判。像这样的“指导员”，辽阳共选派了５０名。同时，还大张旗鼓地培训企业工会主席、劳资科长、职工代表，涉及１００多人。

　　二

　　“监控之手”硬起来

　　●工资协议及履行情况成了工商部门和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重点，与企业年检、劳动保障诚信档案挂起钩来

　　早在２０００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就开始推行劳动工资集体协商，辽阳市总工会还专门下发了文件，但当时工作并未推开。分析起来，有关人员坦陈，政府是否参与进来，效果大不一样。

　　面对市场上蜗牛式爬行的工资，辽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廷道坦言，自己有些无可奈何。一些企业把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当成了实际工资，而对政府的工资指导线置若罔闻。辽阳市一家日资服装企业，给工人开出的基本工资只有４５０元，要想多拿钱，只能靠加班加点。对付工资违法现象，有限的行政资源显得杯水车薪，而工资集体协商恰恰弥补了政府监控的不足。

　　在辽阳，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连续两年被写入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报告，成为全市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常务副市长张洪武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政府如此兴师动众，张市长解释说，辽宁属于东部沿海省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却低于全国平均值；而辽阳又低于全省平均值，其发展速度在全省属中上游。“关系到老百姓的钱袋子，你说是不是民生工程”，张市长反问。

　　辽阳市专门成立工资集体协商领导小组，成员囊括了１０个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下发文件，都是以市政府的名义，力度可想而知。

　　辽阳市还与各县区签订了责任状，把工资协商工作纳入了年度考核。工资协议及履行情况成了工商部门和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重点，与企业年检、劳动保障诚信档案挂起钩来。工会组织的评先选优活动，工资集体协商也是重要一票。

　　张局长如今忙开了，派遣指导员他有份，审核劳动工资集体合同归他管，更为重要的，劳动局每年四月都要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和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

　　与此相配套，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也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企业工资调控体系，让政府的“监控指导之手”硬起来。

　　三

　　企业家“转弯”

　　●工资增长要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工资集体协商遇到的最大拦路虎，是民营企业家们的消极抵制——企业都是个人的，工资当然我说了算——这样的观念很有市场。

　　“工资集体协商并非政府强迫企业主给员工涨工资，其意义也远大于此。”协商之初，辽阳市就确立了几条原则：“两低于”，即工资增长要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因厂制宜、因岗制宜”，即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工资调增，差的企业侧重于工资支付保障，计件工资和岗位工资分类实施。

　　张慧贤指导的辽阳无线电一厂，协商后并没有涨工资。原来，在给企业代表上课时，张慧贤了解到辽阳无线电一厂近几年效益不好，企业代表们左右为难。听说企业职工可以委托外部代表，张慧贤索性被请过来当了职工协商代表。厂务公开后，辽阳无线电一厂将协商重点放在了工资支付保障上，有了沟通，职工们也表示理解。在白塔区，今年进行协商的５８户企业中，就有１０户因经营困难没涨工资。

　　当然，一些民营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业主，脑袋要转这个弯仍很难。文圣区南门街道内，聚集着三四十家金属销售企业，大的有上百号职工，小的只有几个人。这几年钢材形势好，行业工资却不见涨——五六百元雇一个人，还得挑“溜光水滑”的。于是，年轻的街道工会主席杜玉成和业主较上了劲。

　　“简直是斗智斗勇”，杜玉成回忆说。老板们开始躲着不见他，连电话号码都不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等接上头了，经营者又都不愿当协商代表。杜玉成只好先拟定名单，再挨家挨户做工作。等合同最终签下来，杜玉成和三名工会干部都晒黑了。

　　四

　　同在一条“船”

　　●集体协商让企业工资关系进入了合同化管理，同时也给企业发展带来集思广益的契机

　　在辽宁奥克集团总裁朱建民眼里，集体协商让企业工资关系进入了合同化管理，同时也给企业发展带来集思广益的契机。现在，凡是涉及职工利益的事，奥克管理层都会征求员工意见。朱建民说：“我们的理念是，管理者要和员工‘共同创造，共同分享’。”

　　在王文祥看来，在民营企业工作，一样可以体会到“主人翁”的感觉。

　　宏大开关厂工资集体协商时，王文祥被选为职工代表。一开始他心存疑虑，问工会主席狄凤红：“签这个合同好使吗？”“放心吧，这就是你和企业间的法律！”狄凤红答道。

　　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０日，宏大开关厂行政方代表和职工正式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成为辽阳市首家完成协商的企业。２００６年，宏大开关厂近四成职工收入在８００元以下，而协商后的职工工资全部在８００元以上。如今，宏大１／４的员工收入在１５００元以上，而一年前这个比例仅为１３％。

　　“财散人聚”，这是宏大集团老总陈斌的生意经，他给记者算了两笔账：经济账，企业工资涨了，但员工的生产节约、技术革新让宏大多赚了１００多万；感情账，员工心气顺了，觉得自己和企业同在一条船上。

　　在辽阳，涨工资非但没有“殃及”企业的经济效益，反而为企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２００６年，辽阳市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５０户企业中，有１３户企业职工工资增长超过一成，３０户企业工资增长在３％—１０％之间；试点企业中，六成企业的经销效益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增加百万元以上的有９户，还有两户企业实现减亏。今年，辽阳市又有１０００多户企业进行了工资集体协商。

　　辽阳市规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必须建立工会组织，协商也不单就工资展开，还要将社会保险、劳动福利待遇等条款纳入合同。同时，签订劳动合同、进行厂务公开也是协商的前置环节。这意味着，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中，职工有了劳动权利和民主权利“双保险”。(记者 徐元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