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主导下的慈善更是一种无奈

　　今年６月，山东威海全城掀起慈善捐赠的热潮。短短１０天，募捐现金近２０００万元，企业认捐基金超过１０亿。在这创纪录的募捐成绩背后，则是一双强大的政府推手在运作。（６月１３日《新京报》）

　　据介绍，威海市筹集的善款重点帮扶两类，一是人均实际收入低于城乡低保标准１２０％的家庭及其学生；二是家庭成员患大病或遭遇意外，实际生活支出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家庭。

　　因此，即使威海市“慈善月”带有强迫的意味，我们也丝毫没有资格对它的善意进行冷嘲热讽。相反，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应该是一种无奈，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与中国社会对慈善事业的需要严重不符，是地方政府对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渴望。

　　威海市“慈善月”活动之所以取得成绩，说明中国的慈善事业“官办”现象还特别严重。就连威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孙胜川也认为，慈善总会募捐取得目前的成绩，肯定离不开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推动。显然，行政权力是推动慈善的有力手段。

　　但尽管如此，中国慈善事业在发展上正面临瓶颈。很多发达国家的慈善机构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家，其中掌握的资金总额占ＧＤＰ的５％－１０％，而中国目前的慈善公益机构才１００多家，而且绝大多数属于“官办”的，掌握的资金总额还不到ＧＤＰ的０．１％。

　　具体到威海市，该市民政局局长赵香春说，威海市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约占ＧＤＰ的０．０３％。但威海市善款的缺口却很大，威海２００６年大病救助对象有５０００户，按年支出医疗费２０％救助，需要２５００万元，但是该市当时的可用善款为２００万元。

　　对于威海市行政主导下的慈善，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喜的是，幸好中国的慈善事业是“官办”的，还可以搭上行政权力的战车，让缺口的善款有所改观；忧的是，慈善是社会公益事业，却沦落到需要行政权力出手相助才能向前发展的地步。

　　行政主导下的慈善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但我们也不能把慈善当成一种纯粹的道德要求。慈善事业的发展要依靠劝善力量，但单纯依靠“内心的法”的自律是不够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建设和制度建设，要有“外在的法”来规范和引导。

　　从国际上看，慈善事业从来都是在大棒和胡萝卜双重力量下取得进步的。比如，巨富税和遗产税以及捐助善款的免减税制度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一些国家的巨富税和遗产税税率高的可以达到５０％－６０％。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强迫慈善。

　　但反观我们的慈善事业，虽然《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捐助公益事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但《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３％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换句话说，企业捐助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３％，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样就形成了企业捐赠越多，纳税越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仅仅是慈善文化深度不够，人们慈善意识不强所造成的吗？显然不是。

　　尽管我国人均ＧＤＰ超过了１０００美元，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但目前全国城镇享受低保的生活困难人口还有２０００多万，另外，中国还有约６０００万残疾人口，有近２００万流动儿童失学辍学。这表明，社会对慈善事业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

　　而且，中国民营经济的壮大和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家综合素质的提高，都为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我们不能总指望行政主导下的“官办”慈善，这是暂时的，我们需要的是制度层面保证慈善的持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