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事件折射的是社会治理盲点

　　最近一周来，发生在山西省洪洞县等地的黑砖窑事件，引起了舆论的持续关注。有关地方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显而易见的重压之下，展开了以小砖窑、小采矿场、小冶炼厂为目标的大规模专项整治行动，从6月16日到次日的24小时内，共出动警力9832人次，警车2026辆，检查小砖窑1039处、小采矿场658处。

　　看着媒体上刊登的那些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农民工的照片，让人下意识地想起了作家夏衍的《包身工》，想起了《苏三起解》中主人公的悲鸣：“洪洞县里无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一夜间，那里的“好人”突然多了起来，一方面是雷霆万钧的突击执法行动，一边是洪洞县政府分赴12个省市，向受辱农民工道歉，长期被拖欠的工钱也被送到他们手上……

　　这又是一次迫于舆论和领导批示的压力，不得已而采取的突袭式、被动性执法。这种“运动式”执法在中国原本不足为奇，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追问，这些看起来效率奇高的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他们平时干什么去了？黑砖窑、黑煤矿等长期存在的违法乃至公开的犯罪现象并非个例，也不止洪洞县一个地方，这些“黑”、“恶”赖以生存的土壤何以如此肥沃？

　　事实上，对他们的所谓质问，也不过是一些伪问题，其中的答案，也早已尽人皆知——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眼睛盯着的就是GDP，至于这个数字背后的公平正义，甚至血与泪，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对于那些大小官吏，特别是那些直接负有监管责任的职能部门，他们眼睛盯着的是自己的“GDP”，是如何制造权力寻租机会谋取非法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非法的东西，越是他们需要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由权力与金钱共同编织的超级“食物链”。

　　在这种特殊的官场“食物链”逻辑下，地方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消极懈怠，甚至助纣为虐，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唯其如此，对某些违法犯罪行为，地方相关权力系统，基本丧失了监管功能。最终，诉诸媒体并获得领导的批示，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出口。

　　从媒体的报道看，山西南部的黑砖窑分布范围很大，存在的时间达数年之久，被拐骗的包括未成年人、残疾人在内的外省农民工数量庞大，以至于黑砖窑所在地的村民无人不知。同样，当地采矿管理部门也对一些黑砖窑下发过处罚文件，但目的仅仅是抓住违法行为进行罚款，连当地派出所也来吃这块“唐僧肉”。

　　正因为地方一些部门对此类大面积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心知肚明，中央主要领导批示后，立即采取了“地毯式”的清查和突击执法行动。必须指出，这种在舆论和领导批示的双重压力下的被动式执法，其动机虽然包含着矫正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的目的，但这只是表面的。在冠冕堂皇的目的背后，一切都在心照不宣地悄悄进行着，地方官员试图以毫不手软地主动打击违法犯罪的姿态，平复社会舆论的愤怒，进而减轻或者抹掉自己在黑砖窑事件中应当承担的渎职等责任。

　　就像所有的“运动式”执法的结果一样，黑砖窑被取缔，黑心的包工头将受到刑事追究，也许还有三五个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小官吏陪绑。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正如舆论发出的质问，那些由纳税人供养的公共权力部门和官员，平时到底干什么去了？老百姓养的猫何以不抓耗子？

　　以最近几年为例，苏丹红、劣质食油、有毒大米、假药、坑害劳工等多起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大部分为媒体率先揭露问题，领导批示，政府职能部门随后高调执法，已经成了普遍规律。因此，当务之急，必须改变这种过度依赖舆论和领导批示的社会治理模式，避免因权力缺位而造成社会盲点。否则，我们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