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发展循环经济亟须技术体系支撑

　　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许多企业遭遇技术“梗阻”，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以外部推动力等方面存在严重缺位，使得循环经济发展缺乏“源头活水”，进展十分缓慢。有关专家和部分企业负责人呼吁，我国应尽快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构筑技术平台，完善法律政策体系，为循环经济发展插上放飞的翅膀。

　　“不是企业消灭污染，就是污染消灭企业”

　　武汉青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硫酸为主的企业，1975年建厂初期，由于“三废”排放量大，环境问题突出，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近年来，该厂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使上游的副产品甚至废料变成了下游的原料或能源，资源在反复循环利用中被“吃干榨尽”。如硫酸在生产过程中要排放大量的热蒸气，青江化工厂自筹资金700多万元，兴建了一套高温余热发电装置，年发电量750万度，占到企业生产用电的85%，同时还提供了2.5万吨生产和生活用蒸气。仅此两项，每年可降低生产成本500万元。同时，这个厂近年来又投资150万元对处理过的污水、净化水系统、冷却水系统及各相关副产品生产的水系统进行改造，使水循环利用率提高到95%以上。

　　不仅如此，青江化工厂还以硫酸为主体，延伸产品链，陆续收购了以生产化肥、钛白粉等与硫酸高相关度产品的三家企业，这些企业以硫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为原料，不但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有效地解决了化工厂的排污排废难题。目前，青江化工厂“三废”总利用率达95%，其中废气、废渣两项的综合利用率达100%，被同行誉为“没有废弃物的化工厂”。

　　“不是企业消灭污染，就是污染消灭企业。”青江化工厂董事长张恒明感慨地说，青江公司正是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之路，才从当初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为目前年销售收入1.5亿元，利税3000多万元的化工企业集团。

　　没有先进技术支撑循环经济只是“空中楼阁”

　　湖北省石首市的楚源精细化工集团公司是一家生产染料的化工企业，每年活性染料的生产能力达5万吨，有萘系、苯系、杂环系等系列产品50余种，楚源牌活性染料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然而，在这块华丽的“烫金奖匾”背后，是沉重的环保代价：这家企业每日产生的200吨高浓度酸水和其它废水以及废气等污染物都是直排长江，严重污染环境。公司总经理陈烈权说：“公司的用于工业“三废”治理方面投入上亿元，但效果不好，许多专家建议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减排，公司为此到国内的许多科研院所，还到德国等发达国家寻求相关技术，都没有如愿，工业“三废”根本无法实现循环处理。”

　　记者了解到，在湖北、重庆、四川等地，受制于“技术梗阻”而无法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不在少数，这些企业虽有发展循环经济的愿望，但在某些关键环节由于技术不过关，致使工业“三废”无法实现循环利用。

　　“要改变传统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发展循环经济，关键是突破技术瓶颈，建立绿色支撑体系。”专家认为，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要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基础，以开发经济体系生态链接技术为关键，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采用无害或低害新工艺、新技术，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尽可能把对环境污染的排放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通过构筑技术平台，在企业上形成“食物链”，在产业上形成“产业群落”，在区域上形成循环经济“生态系统”。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主要包括资源化技术、环境无害化技术、高附加价值和少污染排放的高新技术。

　　法律“梗阻”制约循环经济发展

　　长期从事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研究的重庆大学副校长陈德敏表示，法律“梗阻”是制约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只处于规划和探索阶段，但还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更没有进行应用实施的具体推动措施，“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补上法律法规这一课”。

　　我国在循环经济方面仅出台了少量的法规，大部分领域仍是空白；现有的法规存在可操作性差的问题。例如，在环保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制定了4部环境法律，8部资源管理法律、20多项环境资源管理行政法规、260多项环境标准，初步形成了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然而，现行环保法律还局限于末端治理或分段治理的思维模式上，强调污染发生后的补救措施，对于废物的回收利用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执行上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这和循环经济的要求相差甚远。

　　陈德敏指出，种种因素的存在使企业不大可能做到自觉“循环起来”，必须依靠政府的推动作用，强化政策导向，通过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以及政绩考核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使市场条件下循环型生产环节有利可图，从而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自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