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强：在市场与投资者间适当平衡

　　专访新任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香港“政坛新丁”在市场与投资者间适当平衡

　　特约记者 罗绮萍

　　50岁之年，陈家强的事业轨迹将有很大的改变，由学者而摇身变为官员。

　　从7月1日起，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陈家强将会出任香港特区政府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6月23日早上，国务院宣布接纳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提名的第三届特区政府3名司长、12名局长(经过重组后，增加一名局长职位)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陈家强成为最受瞩目的“政坛新丁”。

　　香港政府高层官员以往以公务员为主，回归后前特首董建华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从公务员体系以外引入商界及专业人士出任主要官员。其中也有学者，例如，由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李国章出任教育统筹局局长。

　　与李国章相比，陈家强是在更大程度上，由学院派变身实干派，由在讲台上教授金融案例到创造金融案例，从已发生的事件中验证理论，到为未可预测的挑战做出准备。

　　6月23日下午，陈家强接受了《21世纪》的专访。他说，这是个很大的挑战，“希望我可以成功，希望可以令更多学界人士加入政府，为公众出力。”

　　我们防范风险的招数不只七招

　　《21世纪》：很多人对你认识不多，以为你是新近才冒起的财经人物，但我们注意到，在1998年香港政府入市之后，你已出任香港期货交易所(现在已并入香港交易所)的董事。你还发表过一些论文，讨论期货对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陈家强：期交所董事会中有很多成员，有些来自业界，有些是学术界的，我当时关注到整体期货市场的发展路向，我们的期货市场刚被对冲基金冲击，故大家特别关注风险管理。我的文章主要是应对当时对期货市场的一些误解。有些人认为期货的风险太大，应限制其发展，以免造成市场波动；我则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需要期货这类产品存在，可增加市场的深度及加快价格发现的过程。

　　《21世纪》：现在内地也有类似争议，监管当局一方面希望推出股指期货增加市场深度及加快价格发现，但又担心市场过于波动、风险太大，你有什么建议？你是制定“十一五”规划行动纲领的成员之一，在任内你会优先推动什么？

　　陈家强：我现在尚未上任，不方便评论香港的财经政策，更不宜对内地的财经政策作出建议。内地与香港政府官员及监管机构一直保持密切沟通，我上任后一定会与内地相关机构在现有基础进一步交流。

　　“十一五”规划行动纲领中，对于香港未来路向有很明确的建议，至于具体什么计划可以推动快一些，哪些要慢一步，我要在任期开始后积极研究。

　　《21世纪》：你曾就对港元安全问题发表文章，又曾质疑在香港政府入市之前，财经官员只有“挟息”一招，所以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被称为“任一招”。你认为现时是否香港具备对抗国际风险的能力？

　　陈家强：我是财政司司长委任的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是金管局一个最重要的咨询机构，一直以来我和其他同事曾提出很多建议，当中很多都已采纳，所以后来人们已改称任总裁为“任七招”。事实上，我们的招数还不只七招，我们防范风险的手段已经增加。然而，金融市场发展很快，监管规则当然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我不想在未上任前作太多评论。

　　学者变官员的挑战

　　《21世纪》：你是首位学者成为香港特区问责制下的司局级主要官员。从事学术性研究与披甲上阵有很大差别，所谓“说时容易做时难”，你如何适应角色的转变？会否担心政策制定及推行时会出现问题？

　　陈家强：这确是值得人们担心的。学者往往不用详细考虑执行时的可行性，学术讨论为了把道理说清楚，在辩论时不用理会太多执行的细节。但外国很多经验已显示，很多学术界参与政府决策时，已更多地考虑现实情况，学者参与公共事务时其实已日渐注重可行性。

　　在引发辩论时，往往不需要太多理会实际可行性才可以有新思维及更深入了解问题，但当我们给予具体建议时，便不能不理会是否能够实现。这些年来我持续参与香港政府的一些咨询机构及公共机构，例如，出任消费者委员会主席，以至出任筹划“十一五”规划行动纲领的成员，在提出建议时，我一直关注可行性，而不会纯粹从理论出发。

　　我出身学术界，但不会“一本通书看到老”，到了执行层面必须有更多的考虑。这不单适用于加入政府的问责制高官行列，即使在我管理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时，都要充分了解下属及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及立场，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照顾不同的利益单位。

　　《21世纪》：你在今年3月曾参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遴选，是最后两位得票最高的候选人之一，但因未能得到四分之三的票数而饮恨。如果可以选择，你希望自己成为城大校长还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有没有塞翁失马的感觉？

　　陈家强：这是两个独立事件。我只能说，在特首向我提出邀请前，我没有想过会加入政府。在我参与一些咨询组织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满足感，因为自己对公共政策很感兴趣，但不会刻意去追求什么，当特首邀请我时，我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经考虑便答应接受这个挑战。

　　我得到特首的提名，获得中央人民政府委任，这是我的光荣。正值香港回归十周年，我可以参与特区第三届政府新班子，感到很兴奋。在我将会负责的财经事务的范畴内，我看到现在香港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机遇方面，我完全同意特首的政纲，香港具备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的条件，同时受惠于内地经济急速起飞，这会带来对金融产品很多的需求。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便可建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香港带来经济发展及就业的机会。同时，可以帮助国家的经济长远发展。

　　我们也面对众多挑战，要面对全球层面的竞争，要在市场发展及产品创新方面精益求精。在监管方面，要在市场发展及保护投资者之间达至适当的平衡。

　　希望可令更多学界人士加入政府

　　《21世纪》：香港官场充满挑战。对财经官员而言，已出现非公务员出身的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受“买车事件”之困，现任财库局长马时亨也曾因“仙股事件”而公开道歉。你离开风平浪静的科大校园，有没有担心自己难以适应？

　　陈家强：我不想评论别人的事，但我自己则不大担心。当然，新职务的压力肯定比现在大。

　　这是既光荣也难得的机会，科大校园山明水秀风光明媚，为何我要离开校园参加政府工作？我认为公共服务是富有意义及有挑战性的工作，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香港事务我一向都很关心，也有多年参与公共服务的经验，在这个充满机遇及挑战的时刻加入政府，为香港服务，我认为是一个殊荣。作为官场的新丁，我会以虚心的态度学习政府的运作，以诚恳的态度与业界及政界沟通，多了解业界关注的议题，及推动政策向前。

　　我希望我可以成功，希望可以令更多学界人士加入政府，为公众出力。

　　《21世纪》：香港官场上有所谓“比白纸更白”，你如何避免予人口实？你的妻子(在摩根士丹利任职执行董事)是否赞成你的新职务？你是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是否都会辞任？你自己有什么投资，是否要在上任前沽售？

　　陈家强：家人方面我暂时不想透露更多，我一定会严格依据香港政府对高层官员的利益申报要求办事，同时会辞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陈家强简历：

　　1979年，获美国 Wesleyan大学经济学学士，后获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及哲学博士（财务）

　　1985年，任美国俄亥俄州大学财务学系助理教授

　　1993年，出任香港科大财务学系教授

　　2002年，升任科大商学院院长

　　现任及曾任公职：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主席、策略发展委员会成员、竞争政策检讨委员会委员、期货交易所董事、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成员、“十一五”规划行动纲领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