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防范亚洲金融危机重演

　　　对于许多人来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伤痛至今仍历历在目。十年间物换星移，今天的亚洲已是另一番风景。亚洲各国是否已经彻底摆脱了曾经的顽疾，又增加了哪些新的隐忧？记者就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室主任高海红、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亚洲调查部高级主任研究员平眆宏和及中国室研究员细川美惠子取得了连线。

　　十年前，亚洲国家普遍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面临经常项目逆差、币值贬值压力、银行过度借贷和短期外债剧增等问题。如今，引发十年前危机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亚洲大部分国家采用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普遍出现巨额经常项目顺差；美元外汇储备高企；银行改革卓有成效。这一切都使得发生类似十年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然而专家也指出，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亚洲货币普遍存在升值压力，股市、债市、房市泡沫累积，又成为当前的主要风险来源。

　　资本流动风险加大 汇改道路谨慎为佳

　　伴随亚洲各国金融业开放步伐的加大，国际资本进出规模更大，形式更复杂。这对于监管层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各国在外汇体制改革和金融自由化的道路上也更加小心翼翼。

　　高海红指出，在资本项目开放的环境下，资本流入流出取决于影响资本收益率因素的变化。由于大多数东亚国家纷纷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在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的时候，汇率相应变动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缓冲。目前的情况是在资本大幅度流入的同时，亚洲国家货币普遍出现升值压力。在汇率弹性有限的国家，未实现的升值形成币值低估，这对宏观经济稳定性构成了一定冲击。

　　与此同时，全球流动性过剩使得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剧增，金融创新不断发展使得即便保持外汇管制的国家，其管制效果也日趋减弱。因此，在处理汇率制度选择和资本项目开放两个方面，亚洲国家要相当谨慎。固定汇率制度与开放资本项目的组合具有内在风险，但纯粹的浮动汇率制度对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国家和小国经济来说也并不合适宜，以激进方式实现金融自由化是要付出代价的。从目前来看，有适度灵活性的汇率制度更适合亚洲国家的现状，而适度灵活性汇率需要适度资本管制。

　　银行体系重组见效 提升实力任重道远

　　通过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亚洲各国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坏账率等指标都有所改善，泰国、印尼和韩国的银行体系业已恢复健康状态。对此专家们给予了一致肯定，但也提醒注意系统内仍然存在的薄弱环节。平眆宏和认为，亚洲国家的银行经营规模仍较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金融技术和创新水平也略逊一筹。比如，东南亚大银行的资本和总资产规模通常只是日本大银行的10%到20%。以印尼为例，重组后该国仍活跃着7100多个小规模银行，进一步重组以提高金融机构竞争力仍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努力的方向。

　　此外，高海红认为目前亚洲银行体系还存在着严重的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问题，薄弱环节仍然突出。由于直接融资渠道不发达，债券等有价证券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亚洲金融体系严重依赖银行信贷，这就隐含过度信贷的风险；同时，亚洲银行部门的公司治理仍相对薄弱，加剧了过度依赖银行业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警惕资产泡沫风险 避免日式经济危机

　　资产泡沫是危险的，神话背后往往是多年的一蹶不振，这一点从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于日本的经济衰退中可见一斑。今天，经济过热成为许多亚洲国家共同的话题，类似于日本的悲剧会不会上演？对此，专家之间略有分歧。

　　平眆宏和认为，目前韩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济过热的趋势仅限于房地产等个别行业，整体投资水平并不高。即使是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也仅集中于局部地区。而且，这种过热发生的背景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部门负债压缩，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的贷款减少，资金流入到家庭，导致房市升温，家庭负债扩大。这样，一旦出现房市调整，影响的往往是那些参与房市投资的富裕家庭，个人消费可能会有所下降进而影响经济。至于能否将企业及金融部门拖入长期低迷的状态，可能性很小。

　　不过，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细川美惠子认为，中国的情况应特别分析。一方面，1998年房改后，普通老百姓的实际购房需求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房市的投机占比越来越高。一旦市场出现调整，对银行体系的影响应该还是不小的，房价贬值也会造成老百姓财富缩水，这些都是政府在调控房市时必须考虑的影响。

　　高海红认为，目前亚洲地区最大的隐患就是出现国际资本大规模撤离，从而造成亚洲市场泡沫破裂和可能的经济衰退。不过在中国的问题上，她还是比较乐观的。她说，日本当年的经济情况和中国有相似的地方。不同的是，日本流动性过剩发生在日元大幅度升值之后。日本当时的低利率政策带来流动性陷阱在相当程度上是造成资产泡沫的原因。而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取向与当时的日本不同。中国央行在通胀压力面前连续实行紧缩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货币当局正努力避免犯日本货币当局曾经犯过的错误。

　　危机防范难度加大 区域合作大势所趋

　　经济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一旦其他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是否具备基本的防御能力，这也是新形势下亚洲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从全球隐忧来看，高海红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短期利率不断上升，但在2006年以前长期风险溢价增加不明显，这刺激了国际投资者对包括亚洲在内的新兴市场具有高收益率的主权债和股票等的投资。然而美国带动下的全球性加息风潮愈演愈烈，带动长期利率的提高和投资者投资风险规避程度的加大，一个潜在的风险是由国际投资者对高风险的投资进行全面的收缩，新兴市场整体作为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地区，在国际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比重相应降低，国际资本撤离新兴市场。2006年间波兰、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和韩国等市场都受到冲击。全球流动性过剩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美国打喷嚏新兴市场就患感冒”的效应，而受到冲击的首当其冲的是亚洲等新兴市场。

　　如何应对来自外界的冲击？在各国维持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立足本国有效监督资本流入流出的前提下，平眆宏和认为，加强区域合作是监督和应对资本流动风险的根本要求。2000年，亚洲各国建立起了以清迈协议为基础的地区金融合作框架，其核心就是，一旦危机发生，各个国家需要通融外汇，建立区域救助机制，制定双边互换协议。如今，这一框架出现了双边协议多边化的动向，建立外汇储备池，增加可用救助金规模，提高操作机动性。

　　不过能否真正将储备池计划付诸实施，高海红认为这取决于如何解决两个核心问题：确定各国储备池份额和与各国贡献相配的决策权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她说，实际上，在东盟10＋3框架下的救助机制每进一步，本地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程度就相应减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