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香烟事件”的放大路径

　　这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政协召开七届一次会议，这是政协主席王满仓的最后一次会了，会后他就要离任了。会前，他招呼会议秘书处，给每位参会者每天发一包中华牌香烟。会期四天，参会人员381人，会议以每条450元的价格购买硬中华烟150条，付公款67500元。

　　这算一个什么事情呢？放在现实政治中，谁也不会见怪的。把“发烟”这个具体行为抽象为“发会议礼品”，再闭目塞听的中国人也不会觉得是什么新闻。甚至更离谱，更铺张的会议，也是比比皆是。可是，后来，事情起了变化。

　　一个月后，即6月24日，《法制日报》认为它是一个新闻，报道了。引起了社会舆论。立即，体制内做出了系列化的反应——我认为这才是新闻。

　　河曲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6月27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报了“香烟事件”，“并对工作中存在的监督不力、约束不严及作风上存在的奢侈浪费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剖析”；6月28日县委、县政府又召开全县中层以上干部大会，通报“香烟事件”，“对全县作风整改进行了再部署”。

　　忻州市委、市政府、市纪委“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领导就此问题专门安排提出要求；市纪委主要领导在6月29日连夜碰头，并于第二天上午召开常委会议。”

　　王满仓本人“高度重视”：6月28日，“主动向河曲县委说明了情况”，“写出了深刻的书面检查，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诚恳接受组织上的处理”；6月29日前政协主席王满仓“自愿筹资6.75万元购烟款退交了河曲县纪委，主动纠正，以挽回影响和损失”。

　　还多出一个插曲是，王满仓“也将自己的违纪问题向忻州市落实《规定》领导组办公室进行了申报”。这句话，在报道中语焉不详，但据上下文推论，这里的“违纪问题”，应该不是“政协香烟”的事情了，因为“落实《规定》领导组办公室”不是管这个的，而是“落实”中纪委此前要求党员干部将“交易性的隐性腐败行为”在5月29日至6月29日期间“主动说清楚”便能获得“从宽处理”机会之规定的。

　　到7月2日，“政协香烟事件”大约是尘埃落定了，山西省忻州市纪委作出处理决定：(1)前政协主席王满仓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河曲县委、县政府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3)将此案在全市通报，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厉行节约制止奢侈的警示教育；(4)公开曝光，将处理结果通过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发布。　这第(4)条比较重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知道“政协香烟事件”在体制内的运转流程，才能在这里评论。而从这个流程看来，我们可以说，它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几乎全是媒体带动舆论，从而触动体制而产生的。

　　王满仓说“本人会后就要离任退休，给代表买烟只为开好会议，并无其它想法”。我宁愿相信他这份心情是真的。长期以来，在许多地方，这样的账目，报销起来一点也没有问题，就像王主席一样，负责人一支笔就行了。我们国家的政治运作经费成本畸高，大约有相当的部分是由这类的开销垫高的吧。单从河曲政协王主席操办的这起“香烟事件”来说，我特别注意到，他买的是“硬中华”，这就“节约”了一万多块钱。这不是说反话，以我在各地的采访见闻，应该是“软中华”才上得了那个台面，这与河曲是不是贫困县“关系不大”，所以，我不太喜欢某些新闻报道，说“贫困县政协开会抽中华烟”，仿佛富裕的县开政协就可以抽中华烟似的。另外，我甚至还认真地做了算术，381人，每人每天一包，如果不考虑到其中有某些不抽烟的委员，150条烟是不够分发的。所以，单从政协香烟本身，你不能判断王满仓主席怎么样。

　　不过，事情一旦放在“执政为民”的高度来说，就不一样了。如何才能放在这样的“高度”上去呢？河曲“政协香烟事件”系列反应过程说明，需要“人民看住为人民办事的人”。你看，处理“政协香烟事件”，一点都不需要理论创新，按以前党对干部的要求，就“知道怎么办”了。为什么没有社会舆论，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在浪费人民的血汗呢？这说明了媒体的社会功能。事情多么简单啊，只要给媒体一点空间，腐败就会退缩一点空间。于是，一切想在人民的身上打坏主意的人，就一定害怕新闻媒体回归自己的本职，发挥真正的作用。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