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源暴力事件要回到事实本身

　　社论

　　缘起河源市东源县某水电站工程的暴力事件，从现有的报道资料看，相关调查已取得很大进展。在广东和重庆方面的协调调查中，之前所谓承建方民工因欠薪、讨薪而遭暴打的逻辑关系变得动摇起来。部分已被证实的资料显示，发包方已超额支付工程款，承建方在拖欠工资的同时，将款项挪作他用。

　　在事件初始的报道中，有一个关键细节被忽略，那就是有关施工设备的索赔事宜。随着调查的展开和深入，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由承建方发动的民工讨薪之举并非单纯的“欠薪”可以涵盖，它指向的是施工设备被上年洪水冲走后的巨额赔偿。这也是目前尚没有被完全厘清的关键点。该批设备究竟有无保险？究竟是发包方还是承建方购买的保险？保险赔偿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没有清晰，坊间的传闻甚多。但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工程发包方和承建方在赔偿问题上积怨深厚。

　　据劳动监察部门在暴力事件发生前的调查，水电站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远多于工程进度。但承建方在超支工程款逾千万元的情况下，拖欠工资及材料款700多万元，并且将这些资金挪用到其他带资项目中。这些资料直接说明，欠薪的主体应是工程承建方，民工被公司动员起来向发包方讨薪，从行政程序上讲缺乏依据，更多的是带有施压的成分。但承建方利用属下去制造压力的动机是什么？除了设备赔偿还有无其他目的，其内幕尚难以从现有的调查中被揭示。然而，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民工成了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纵观东源电站的群殴事件，承建方民工所担当的角色令人唏嘘。远离故乡的他们本是工程的建设者，理应在付出劳动的前提下，得到与辛劳相称的酬报。可是既有的劳动监察报告证明，水电站动工开建至今，承建方并没有办理相应的用工手续，也没有为民工办理养老、工伤等社保手续。在劳动监察官员的坚持下，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曾勒令承建方支付民工的欠薪，但其他社保金等手续直到事态恶化也没被履行。如此，承建方民工其实早在施工中就受到戕害，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对公司的依附关系，只好被公司裹挟着，乃至于被当作工具服务于某些所谓的公司利益。

　　即便“民工讨薪”可以快速赢取舆论同情，甚至成为占据道德高地的利器。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承建方对民工权益置若罔闻的前提下，这些重庆、四川籍民工的遭遇绝非惯常所渲染的那样，仅仅体现出单方面受压迫的劳动境遇。他们实际上成了不由自主的“棋子”，被迫“冲锋”在公司经济纠纷的最前沿。或许他们也明白欠薪的正是自家的公司，但在公司行为无法被政府强力监管的条件下，与公司站在同一个阵营更符合长远利益。这样，他们就只能指望用宗族、乡情等传统纽带换取公司的良心发现，即便这种“换取”完全是单方面付出，是被动的，甚至是危及生命安全、不计后果的付出。

　　暴力事件造成了惨痛后果，伤人的凶手必须受到惩罚，受害者必须得到救治与赔偿。这些都已被纳入了相应的善后程序。不过要强调的是，善后的效果将取决于对两家公司经济纠纷的进一步调查。因此，东源电站的暴力事件远没有结束，民众也期待调查能够廓清事实真相，给社会以客观、中立、令人信服的结论。一些先前的遗憾在于，部分媒体在先发报道中给予事件以片面的定性，“民工讨薪被打”的惊悚结论呼应了潜在的社会心理，从而被迅速认同、广泛传播。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与报道的仓促有关，似乎也夹杂着难以言说的地域对抗情绪。

　　民工被打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并在事件尚未完整显露时激起一场社会批判。就东源电站的暴力事件看，“民工群殴”一说隐约折射出他们更复杂的生存格局，因而，社会批判确实存在失之牵强、缺乏理据的不足。这并不可怕，也无需去刻意粉饰。切要之处在于，严肃地对待事件调查，回到逻辑上，回到事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