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为何加班?
妻子在上海一家民营船务代理公司工作时,加班是家常便饭,十年来很少准时回家,双休日也常变成“单休”甚至无休日,且通常既无加班费,也无调休。
加班在整个东亚地区都很盛行,有人说这与东亚的文化有关。加班有时被看成对公司忠诚的象征,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大概还是让市场竞争给闹的。许多人认为,中国产品之所以便宜,生产公司的员工纷纷加班是“加分因素”,它造成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产能增加等,功不可没。如果轻易否定加班,很多公司的产品将会丧失国际市场竞争力,最终对国家、对经济、对雇主和劳动者本身都不利。因此有些人把加班加点当作中国人勤劳的传统美德,认为应该提倡。
中国人勤劳是不假,但如果可以选择,有几个人愿意无偿加班呢?我问过妻子和不少工友,几乎没有一个心甘情愿、却也没有一个敢对无偿加班说不的。道理明摆着,对员工来说,中国劳动力市场僧多粥少,你不加班有人加,再不情愿,毕竟加班是小事,饭碗才是大事,愿意得加,不愿意还是照样得加;还有的人工作任务重,不加班就干不完,怕被淘汰或是希望提升,自己逼着自己加班;对雇主,就业市场形势明摆着,不怕员工不就范,有关主管部门对超时加班、无偿加班等违反劳动法规的问题处罚又不疼不痒,更加让他们有恃无恐;对主管部门和有关方面,唯恐对无偿加班问题“卡得太死”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本地区、本部门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在监管、处罚上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当事三方在客观、主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陷入如此死结不能自拔,“加班”自然变成了中国难以根除的痼疾。
“加班”在国外有严格限制
然而,在欧美国家,“加班”早已不受到鼓励,“无偿加班”更被严格禁止。前年妻子移民加拿大,就职于当地一家同类公司,职位、工作性质都与在上海近似,但两年过去,除三、四次因紧急情况主动晚归一两小时外,一次加班也没有过,不但没有,每次快下班时老板还会主动提醒“要下班了,按时走”。并非这个老板特别关心员工,在加拿大,所有公司都如此。
按加拿大劳动法规,如《劳工标准法》、《联邦劳工法》等,对加班有严格限制:一周工作时间不得高于44小时,如果超过则算加班,必须按小时付给150%的工资;一周内加班只要超过4小时,老板必须征求雇员及工会的同意,且要报请政府主管部门“雇佣标准局”备案;不论出于任何理由,都无权要求雇员加班超过每周16小时。
对于这项规定不论雇主还是主管部门都严格执行,主管部门会定期监控执行情况,并对违反规定者严惩不贷;雇员一旦被要求超过法定标准的加班,或无偿加班,就可通过工会或自行向主管部门要求核查、补偿,甚至直接向法庭起诉,只要证据确凿,几乎铁定胜诉,而违反加班规定的雇主将受到极其严厉、难以承受的处罚:6月5日,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一位34岁的出纳达拉·弗莱斯科以银行拖欠加班费为由,代表银行员工将雇主告上法庭,如果胜诉,银行将不得不赔付6亿加元(1加元约等于7块人民币)的巨额补偿。
不但加拿大,欧美各国都对加班加以严格限制,甚至一些小国、穷国也不例外。笔者曾在西非穷国贝宁工作多年,当地劳动部门对加班就有严格限制,有一家中国公司雇佣了一名当地女佣,4年间拒绝给她带薪休假并多次让其无偿加班,结果女佣告上劳动仲裁法庭,该公司不得不乖乖掏出相当于四倍假期薪水的罚金。
加班损害经济的良性发展
有些人也许会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先进,采取措施控制加班无可厚非。中国是后起的加工大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体,加班是保持竞争力、维持市场份额的法宝之一,轻易放弃只能是自毁长城。然而,不论对于任何社会、任何劳动者,加班都是一种超负荷病态运转的非正常状态。对劳动者,长此以往,加班必然导致身心状态的迅速磨损、下降;对于雇主,加班表面上提高了工作效率,实际上一味延长工时,并不能调动雇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反而适得其反;对于国民经济,长期无偿加班,势必占用员工大量休闲时间,从而降低其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必将影响内需,从而损害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对于社会,长期加班会减少劳动者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影响家庭和睦,危及其对亲人的关爱和对子女的教育,对社会和谐、安定都构成不安定的因素。
非但如此,当前国际市场上,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充斥,造成的贸易摩擦、产业矛盾和反倾销诉讼层出不穷,单纯依靠加班等手段继续扩大产能、进行低端、重复的产业扩张,所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有限,而造成的负面、消极作用越来越突出,于情于理于势,中国都不可能把未来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无限重复叠加的产能上,不可能把经济发展的宝押在国际市场对廉价产品的无限度包容和消化上。既如此,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为无偿加班百般辩解,甚至把它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呢?
日本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一些企业就曾鼓吹过“满负荷工作”,并鼓励员工多加班、无偿加班,甚至将旧海军“月月火水木金金”(日本将周日至周六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表示,上面的口号表示不需要休息日)口号搬出来激励员工,并一度取得过显著绩效,但随着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加班经济”的负面效应,更体会到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一味延长工时的做法已越来越不合时宜,因为提高产业效率所能创造的收益,与搞无偿加班、疲劳轰炸所得到的相比,简直不成比例。当前中国也正出于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应清醒地认识到,偌大的中国不可能永远做低端产业的“世界工厂”,如果说“加班”曾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竞争力,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产业结构的提升,这种刺激的正面效果会越来越弱,而负面影响会越来越突出。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不能永远靠加班撑着,这既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经济的健康、市场竞争力的成熟,也同样最终不利于企业、雇主和雇员各方。要扭转“加班经济”,首先,相关各方都要从认识上摆脱“加班合理”、“加班光荣”、“加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片面、错误认识;其次,有关主管部门应一方面加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严格落实现有法规、制度,强化对非法加班、无偿加班的监管、处罚力度,让“犯规”的企业、雇主切实知痛知痒,不敢轻越雷池一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加班经济”在中国如此泛滥,个中原因错综复杂,牵扯到历史、现实、传统、习惯各领域,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根绝绝非旦夕之功。但俗话说得好,无以善小而不为,无以恶小而为之,阻力再大、困难再多,“加班经济”也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因为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徘徊,中国的劳动者也不应永远顶着张因超时加班而疲惫不堪的面孔。(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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