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前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顺差达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1%。而贸易顺差飙升的原因是值得关注的。
日前，一则新闻报道引起了笔者的高度注意，说本月底日本大米将登陆京沪两市，每公斤零售价高达90元人民币。
那么，为什么最终的市场零售价与进口成本会有如此大的价差呢？
很巧，就在看到这则报道的同时，看到了另一则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海关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净入库3612亿元，其中，关税668亿元，进口环节税2944亿元。由此计算，进口环节税收入是进口关税收入的4.4倍。而这正有利于解释进口的日本大米零售价与成本价的大幅价差。从我国的进口关税水平来看，整体水平大约是10%。假如我国对大米的进口关税正好为10%，那么根据上述关税与进口环节税的比重，进口的日本大米在被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后，其成本变为61.6元/公斤。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进口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和销售成本，零售价为90元/公斤可以说并不算高。但是，这种最终的高零售价却抑制了国内居民对进口货的需求和消费。尽管这是日本最好的大米，但是，从品质上讲不可能比我国自产的最好的大米好很多，至多是差不多，而目前我国在市场上销售的最好的大米，零售价格不会超过20元/公斤。由此来看，进口货比国货价格要高出近四倍。这么高的价格，国内对这些进口货的需求自然不会多。而这正好从进口的角度很好地揭示了我国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原因。
在我国，进口商品在售价上高于国产的同类商品并非个案。无论是产自发达国家，还是产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高档货，还是本属于大路货的产品，几乎在零售市场见到的进口产品都比国产产品价格高。这固然与我国居民过去一段时间形成进口货就比国产货高档的心理有关，从而推高了在国内的售价。
从我国的进口商品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类：一类是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一类是直接用于消费的产成品。从我国对两类的管制来看，管制的方式差别很大。对第一类进口产品往往征收很低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特别是对用于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基本上是零税率的。由此导致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形成了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格局。目前，加工贸易已经占到我国总贸易量的50%以上，接近60%。对于直接用于消费的产成品的进口，由于关税、进口环节税的高税率以及一些非关税壁垒等抬高了最终的销售价格，最终是限制了我国居民对进口货的需求。
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我国持有的外汇资金有限、以及出口创汇能力较弱，通过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限制消费品的进口，能够使有限的外汇资金用于进口我国发展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设备，那是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当前我国已经持有天量的外汇储备，如果仍然采取限制国内居民消费外国货的手段，则已经没有了多少意义。当前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造成了国内银行体系流动性泛滥，而且遭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当前最主要的压力就是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和压中国更多地开放金融市场。
限制消费品进口常被作为保护民族产业的借口。不可否认，限制对国外产品的进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民族产业。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有的时候反而保护了落后的生产方式，限制了居民的消费，降低了国民福利。我国的汽车产业就是例子。当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除了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外，与消费升级相关的一些主要消费品价格高于发达国家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例如，我国一些成品服装、鞋子、化妆品、首饰等不仅相对价格（与收入相对比的价格）高，而且有的绝对价格也高过发达国家。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与我国有意或无意实行的限制进口的一些举措密切相关。
事实上，我国已经具备大力促进进口的物质基础。由于我国对消费品进口实施了很多的限制措施，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际贸易带来的福利增长。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始初期，我国限制消费品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彻底改变这种做法的时候了。首先，我国是外商直接投资最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形成资本流入能够改善增加了可用于进口的外汇资金。实际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是简单的外汇资金流入，而应该是机器设备和技术的流入，这表现在贸易上就是应该有相应的贸易逆差。其次，长期以来由于侨汇的存在，我国在居民单方面转移上是净流入，这些净流入也应该是国外货物的净流入。还有，我国人民币已经是区域性的国际货币，在不久的将来更将成长为主要的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的流出主要通过支付进口商品的价款实现。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我国具备在贸易上维持一定逆差的物质基础。（作者单位：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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