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贸易顺差需改变低利率坐标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顺差高达1125.3亿美元，同比增长83.1%。这个数字相当于去年全年顺差的2/3。其中，6月份单月的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达到269.1亿美元，这一突如其来的记录嘲笑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家的预测，他们惊慌失措地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顺差的超常增长是由于企业的“突击出口”。

不过，讽刺的是，在今年3月份，当时的贸易顺差数字只有68.69亿美元，低得令人难以想像，当时他们也是用中国即将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来搪塞的，他们闭口不谈出口退税带来的短期“逆向选择”（增加出口），而是牵强地声称，中国对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降低了外资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出口退税范围和退税率的调整，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完全发挥作用了，他们煞有介事地宣称，顺差因此而降。现在，他们又颠倒了这个道理。

　　中国的对外贸易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拉动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消费的作用较为微弱。如果解析中国外贸这股力量的“光谱”，主要是由四种“色彩”构成：汇率、关税和退税率、利率以及廉价劳动力的“贡献率”。当然，“四率”在中国贸易顺差里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实际上，通过它们的变化可以大致清晰地勾勒出未来贸易图景的整体性变迁路径。

　　毫无疑问，汇率是一个最基本的贸易力量的评估坐标。在美国，无论是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这样的“鹰派”还是保尔森这样的“鸽派”，他们都认为中国的低汇率干扰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而中国正在逐步地修正自己的汇率弹性机制，意在适当地控制贸易顺差、降低美国人抱怨的分贝。现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突破了7.59的关口，升幅有加速之势。只不过，汇率的不断上升并没有带来顺差的缩减。甚至一些脆弱的学者认为汇率不会对贸易顺差起作用。毫无疑问，这是错误的。汇率对贸易顺差一直在起作用，只不过这种方式是非线性的方式。就像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的那一次大幅度提高日元兑美元汇率，其结果同所有人预料相反，日本对美的贸易顺差激增。当然，日本随后花更大力气提高汇率，当汇率远远高于均衡水平，日本的顺差的确止住了。汇率对贸易顺差的负面魔力开始生效了。

　　现在，中国也发生类似情形：由于国外对我们的出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虽然我们提高了汇率，但是，汇率的幅度不足以降低他们的购买欲望和数量。相反，在外部购买不变的情况下，汇率的提高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外汇。也就是说，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6月份的顺差创记录也得到了我们的汇率走强的帮助。

　　出口退税率和廉价劳动力的“贡献率”现在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中国政府正在改变用政策性（税收性）手段来刺激出口的做法，同时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正在被“拆散”，“刘易斯拐点”已然降临，劳动力的人力成本也开始上升（即对贸易顺差的“贡献率”开始下降）。但是，我们要看到变化里存在某种微妙的歧视：对于那些人力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例如出口纺织、机电以及玩具）来说，它们的出口退税明显要比那些出口矿产、汽车、煤炭（能源）、化工、钢铁等产品的国有企业降得更严重，而它们对人力资本报酬上升更敏感。工资率的上升会让它们感到举步维艰。毫无疑问，降低出口退税和改善廉价劳动力都会减弱贸易顺差。

　　在顺差问题上，一直被忽略的是中国的低利率，是“廉价资金型”社会在外贸上的影响力。“廉价资金型”社会是有着两张不同的面孔：对那些没有资格进入银行资金系统的弱小的人力密集型民营企业来说，它是冷酷的。但对于那些深度重型化的垄断型的国有企业来说，它是亲和的。实际上，从中国最近的外贸顺差增加的结构性因素可以看到，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例不可思议地增长。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它们的增长，这不代表着中国高端产品竞争力的上升。它主要反映的是中国是如何用廉价资金来刺激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