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政府并不将其活动局限于维持秩序,它要干预市场现象,包括干预价格、工资、利率和利润。
生意人在仅仅听从消费者的时候,原本会选择一种经营方式,政府希望干预是为了迫使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
我们来考察一个干预主义的例子,它在许多国家十分盛行,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
政府听到人们对牛奶价格上涨不满。牛奶当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青少年和儿童。因此,政府规定了牛奶的比潜在的市场价格低的最高价格。现在政府说:“我们竭尽全力让贫农能够有牛奶喂孩子。”
结果怎样呢?一方面,牛奶的低价格增加了对牛奶的需求;那些原来买不起高价牛奶的人现在能够以政府规定的低价买到了。另一方面,一些牛奶生产者,那些以最高成本生产的生产者———也就是边际生产者———现在就亏损了,因为政府规定的价格低于他们的成本。这是市场经济的关键。私人企业家、私人生产商不可能长期承受亏损。由于他无法承受牛奶生产的亏损,他就停止为市场生产牛奶。
于是政府对牛奶价格的干预将导致牛奶比以前更少,同时需求相对更大。一些准备支付政府规定的价格的人买不到牛奶。另一个结果是,人们急忙去商店抢购。他们得在门口等。等在商店门口的长队总是政府规定了它认为重要的商品的最高价格的城市里常见的现象。牛奶价格被管制的地方都发生这个现象。
但是政府的价格管制的结果是什么呢?政府没有达到目的。它企图更好地满足牛奶消费者。但实际上,他们更加不满了。政府干预之前,牛奶很昂贵,但是人们能够买到。现在牛奶供应更加短缺。因此消费总量降低了。孩子们的牛奶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了。于是政府采取的下一个措施就是配额制。但是配额制仅仅意味着一些人有得到牛奶的特权而另一些人得不到牛奶。谁该谁不该得到牛奶总是十分随意地决定的。比方说,规定可能是4岁以下的孩子应该得到牛奶,而4岁以上的或者4岁到6岁之间的孩子应该得到4岁以下的孩子得到的牛奶配额的一半。
不论政府做什么,事实是牛奶数量更少了。因此人们比以前更加不满。现在政府问牛奶生产商(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想象力自己弄明白):“你们的产量为什么不和以前一样多了?”政府得到的答案是:“没办法,因为生产成本高于政府规定的最高价格。”于是政府考察了生产的各个要素,它发现要素之一是饲料。
政府说:好办,我们对饲料也实行对牛奶的那种管制。我们将规定饲料的最高价格,之后你们就能以较低的价格较低的开销喂养奶牛。那时候什么都好了;你们就能生产更多牛奶销售更多牛奶。
但是现在又会发生什么呢?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饲料上。饲料生产下降,政府又一次面临两难困境。于是政府又开听证会,找出饲料生产的问题。
饲料生产商的解释和牛奶生产商完全一样。于是政府被迫继续前进,因为它不想放弃价格管制的准则。它决定了饲料生产所需的原料的最高价格。于是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遍。
同时,政府在牛奶之外开始管制鸡蛋、肉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每次政府都得到同样的后果,到处都是一样的结果。一旦政府为消费品制定最高价格,它就必须介入生产品,限定生产那些价格受制的消费品所需的生产品的价格。于是,政府从几种商品的价格管制出发,进而越来越深入到生产过程中,为所有生产品都制定了最高价格,当然也包括劳动力价格,因为没有工资管制,政府的“成本控制”就没有意义。(作者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本文摘自他在阿根廷的一次演讲,译者 彭定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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