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并未出现

　　光明日报日前刊登潘璠的文章，表示不认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时间不会很久”的判断。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

　　文章说，中国社科院前不久发布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这个转变会带来城乡劳动者工资的上涨”。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新闻)去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文章说，笔者赞成“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的观点，也赞成提高农民工待遇，但不认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时间不会很久”的判断。

　　实践中“拐点”并未真正出现

　　文章指出，首先，包括拐点在内的刘易斯模型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刘易斯虽提出了二元结构，但却又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按照他的设计，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二元结构便转变为一元结构。他的模型后来已被费景汉、拉尼斯、托达罗等多位经济学家所修正、补充和发展。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都是既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也与农业现代化程度紧密相关。“刘易斯拐点”仅是一个理论假说。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历程表明，在刘易斯模型问世后的几十年中，失业状况一直存在，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所谓的拐点并未真正出现。

　　其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任重道远。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2.6%，而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则仍达44.8%，明显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而在2000年，美、日、韩和俄等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6%、5.1%、10.9%和11.5%。2005年底，我国乡村人口仍高达7.45亿人，比重高达57.01%。这表明，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仍很低。由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及乡村人口的绝对量和比重都相当高，使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面临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继续让多达数亿的农民留在农村就难以真正提高农业生产率；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数亿人口不可能都在短期涌入城市。所以，在看得见的未来，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仍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

　　“民工荒”其实只是一种假象

　　第三，所谓“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和“由过剩向短缺转变”的提法都不尽准确。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农村劳动力对二三产业似乎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但在这种局面下，农民工市场也不是完全的买方市场，缺人和“跳槽”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近些年来屡次出现的“民工荒”其实只是一种假象，也并非真正意义上劳动力短缺的信号。形成这种假象的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有打工意向的农民并不了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不了解各行业的技能要求和待遇情况；二是制度设计不合理，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报酬标准、福利待遇被压得过低，与农民工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

　　假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拐点”，那么，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拐点还有很大距离。有专家认为，一旦廉价劳动力出现市场短缺，对于中国整个经济的挑战将是巨大的。前面的分析已表明，劳动力在未来不会短缺。至于是否廉价，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当前，我们应依照国际惯例，让劳动报酬的高低与科技含量的高低成正比，与岗位的稀缺程度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