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7年7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一批的统计数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经济总量和通货膨胀的数据。根据报道，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即使按照中国最近几年10％的速度来看，这一数值也是有些出乎意料的高。
面对已经数年高速发展的实体经济和正在高位震荡的股市，人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极为关注。GDP和CPI超出预期的数据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仍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不由得使大家产生了对经济过热，甚至失控的担忧。伴随经济过热而来的，往往将是一系列的调控政策。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07年7月21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06%提高到3.33%；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6.57%提高到6.84%；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同日，国务院决定自8月15日起，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适用税率由现行的20%调减为5%。
在紧缩政策日益成为社会预期主流的时候，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这样的一些数据和统计，是否已经构成了继续加息或取消利息税等措施的理由呢？或者说，这样的论据充分吗？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召开了“2007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研讨会，并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本报选择其中的焦点内容，约请报告的写作方重新就相关主题撰写了四篇文章，希望可以拓展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文章均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撰写，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谷重庆）
今年1-6月，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一些新特征: GDP超预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1%（由于报告写作于7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数据之前，因此有部分数据有所滞后，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1.5％--编者注），达到近期最高点；CPI持续走高，超过央行通常意义上3%的底线（上半年CPI同比增长3.2％，6月为4.4％--编者注）；固定投资增长速度扭转去年年底下滑的趋势，增长速度重新回到25%以上（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9％--编者注）；贸易顺差高位扩大，外汇储备增长额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上半年贸易顺差为1125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量已达1.3万亿美元--编著注）。因此有人主张2007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应当采取全面紧缩政策。但是，这些判断和主张并没有科学依据，只是传统“数字教条”的产物。
2007年处于繁荣期的中期阶段
虽然中国GDP增长速度超过11%，但是从实际产出缺口、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等标准来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在健康轨迹上，高增长速度并不构成全面紧缩的理由。因为经济增长是否过快的判断标准不是单纯的数字，而是看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看增长进程是否可持续，看经济增长中资源配置在静态和动态上是否都符合效率的标准。
从产出缺口角度来看，多种计量测算结果表明，2007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虽然高于潜在GDP增长速度，但幅度并不大，且在不断收窄。实际GDP与潜在GDP之间的产出缺口不到2%，这意味着来自实际经济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足1%，宏观经济在实体经济层面并不存在任何过热迹象。这种“快而不热”的局面之所以在中国宏观经济中持续出现，其根本原因是本轮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资本形成：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本期成为有效需求，使实际GDP接近或超过潜在GDP，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但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在下一期或下几期就会成为实际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使潜在GDP或潜在供给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产出缺口缩小，出现实际GDP与潜在GDP、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投资的推动下先后、等速地进行高速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近期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通货膨胀或经济过热的原因。
从周期运转的角度来看，2007年依然处于本轮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经济体系并没有收缩性调整的动力。依据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自1997年以后出现了类似美国宏观经济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经济周期在波幅减弱的同时，周期跨度增大，经济高涨期得到十分明显的延长。1997-2003年是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期，2004年通货紧缩结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繁荣期。从繁荣与高涨6-8年的期限跨度判断，2007基本处于繁荣期的中期阶段，经济高涨将进一步持续。
从全要素生产效率、资本收益率以及投资率等参数指标来看，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TFP）改变了以往负增长的格局，出现大幅度上升趋势；资本收益率也从1990年代的低水平达到近期的15%左右。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动态最优经济增长理论，新世纪以来我国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动态无效率，增长轨迹基本符合最优经济增长的标准。
CPI为何持续偏高？
今年上半年虽然CPI增长速度达到3.2%，但导致CPI增长的核心因素分别来源于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这两类价格同比增长达到6.82%和3.94%，对CPI上涨的贡献分别为78.5%和17.81%。考虑食品类价格、居住类价格上涨的持续性和前期的翘尾因素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CPI短期变化的规律，预计今年下半年的CPI将在3.0%-3.5%区间波动。但是，这种结构性和周期性的CPI增长是否能够成为政府启动新一轮宏观经济紧缩的理由？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CPI有持续走高的趋势，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以及原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都摆脱了2003-2006年的高位运行状态，进入平稳、适度的区间。今年上半年这两项指标平均值为3.05和4.15，远低于2003-2006年的水平，说明剔除食品类价格的核心CPI并没有来自上游产业和生产环节的上涨压力。
而且通过计量显示，PPI向CPI传递的周期加长（由上周期的1年增加到本周期的2.5年），传递率也大幅度下降（由上周期的85%下降到本周期的31%）。2003-2006年PPI高于CPI的格局在2007年2月被彻底打破了,CPI高于PPI平均达到0.35%。这说明来源于生产环节的价格冲击基本得到了全面释放，由PPI向CPI传递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缓解,来源于瓶颈产业和投资冲击的价格压力明显缓和。
另外，从CPI自身结构可以看到，95%以上的CPI上涨来源于食品类和居住类的价格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来源于粮食替代性需求冲击（生物燃料需求冲击）和肉蛋供给冲击，简单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这些因素无法起到任何作用，而居住类主要来源于税制调整以及供给冲击，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居住类价格的影响也不大。
因此，如果依据“CPI超过3%”的“数字教条”而启动全面紧缩政策，不仅不能有效地抑制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的趋势，反而会破坏CPI指数中其他6大类商品正常的供求关系，妨碍生产类价格以及原材料价格的正常形成机制。所以，1-6月CPI的偏高并不构成启动紧缩性政策的直接理由。
投资型转向消费型经济增长
中国消费增长速度虽仍低于投资增长速度，但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的支撑下，消费增长速度摆脱了“低水平”困境，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向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的转变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全面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利于进一步推动消费启动政策的推行。
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在2006年的基础上出现了加速增长的态势，第一季度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为14.9%，实际增长率12.5%；第二季度名义增长率接近16%，实际增长率接近13%。按照中国传统的消费模式变化规律和季度波动规律，预计全年名义增长水平将达到16.2%，实际增长率达到13.1%，这使我国消费实际增长率摆脱了低水平的困境。
2007年消费实际增长速度大幅上升，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消费速度的大幅度上升与投资增长速度的回落，使2007年投资-消费增长缺口（8.7％）回到2001年较为正常的区间（10％之内）。这表明，自2004年以来的结构性调整已经开始显现效果，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开始向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否具有十分坚实的基础，是否可以持续，并不简单决定于人们的消费欲望，而是决定于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是否持续增长，决定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提供是否充足。因此，在消费增长刚刚得到实质性启动的初期，马上进行全面紧缩，将毫无疑问会制约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阻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不利于进一步推动消费增长的启动。
虽然出口与贸易顺差增长速度过快，全年顺差幅度较大，但贸易收支在本质上是一个世界性和结构性问题，简单的紧缩性政策不仅难以遏制顺差增长，反而会导致投资和消费等内部需求大幅度下降，不利于中国经济在总需求与总供给相对均衡的状态下实现“反向软着陆”和中长期结构性调整。对于贸易顺差过大和外需过旺的治理，在中短期我们需要对贸易战略进行调整，在中长期需要在改变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基础上，改变储蓄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以及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产业结构。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利于这些政策的推进。
同时，对于当前固定投资增长速度来看，认为中国投资增长速度出现了巨幅反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扣除价格因素的2007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速度比2006年同期增长速度分别下降了7.3％和7.7％。同时考虑到中国投资增长往往呈现出“上半年提速，下半年紧缩”的季度波动模式，2007全年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已成定局。如果考虑到中国高达GDP10%的储蓄-投资盈余、中国投资的市场基础和效率基础等因素，我们发现，中国目前投资速度不是过高，而是相对较低。出台紧缩政策以遏制这种名义增速较高的投资规模，并没有坚实的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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