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应以主动、渐进、可控为原则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迈出坚实一步。

　　 当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在此基础上，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值得称道的是，汇改两年来，人民币汇率在基本稳定的大前提下不断逼近合理、均衡水平，中国整体经济亦在健康有序的步调下持续前行。这种良性变化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有利于”上：

　　有利于贯彻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提高金融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保持进出口基本平衡，改善贸易条件；有利于保持物价稳定，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效果；有利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当然，在看到进展的同时不应忽视，针对近期国际收支失衡不断加剧的状况，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了系列举措以图扭转不利局面，内容涉及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放宽资本出境限制、回笼银行过剩资金、削减出口退税优惠、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等多个方面，但从效果来看，至少未能完全如愿。更有甚者，其中有些调控手段经反复使用，边际效用已经很低。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发行央票固然可以取到较为直接的紧缩效果，但由于对冲规模过于庞大，目前留给央行的可操作空间已非常狭小。再譬如放宽资本出境限制，如果口子过大，反而可能为热钱套利后撤出提供方便。

　　可以选择的货币工具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多，迫于形势变迁，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开始进入小圈子讨论并在市场层面有所反映。笔者认为，对于这种现象和趋势，应该进行多方面考量，至少包括：

　　第一，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既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结果，又是国内储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以及过分依赖投资、出口双轮驱动的结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即能缩小贸易顺差的想法过于简单。

　　第二，一次性大幅升值可能急剧削弱出口部门竞争力，因为中国商品大量集中于产业链下端，可替代性非常高。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处理不当，反而造成短期失业率急剧上升并危及社会稳定。

　　第三，小幅但又持续升值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最起码，这样做意味着中国将长期处于货币失衡。更不用说单边上扬的汇率势必刺激更多热钱在几无风险的情况下加紧进入，从而使得流动性过剩愈加严重。

　　第四，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未来的政策取向必定是：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逐步放开资本管制以及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努力实现货币国际化、建立国际强势货币的必由之路。这是长期性的战略导向。

　　第五，在从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向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转变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使得这种转变得以有效展开的相关基础制度的建设问题。在这方面，诸如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微观经济主体、推进利率市场化等等，都是必须首先要做的基础性改革。

　　总体而言，人民币汇改的目标是，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而在此既定过程中，人民币汇改应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如下：

　　主动性，就是主要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汇率改革要充分考虑对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渐进性，就是根据市场变化，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对于货币当局来说，这一系列的原则更可具体为，人民币汇改到底应该以何种速度、何种幅度以及何种方式向前推进——这是两年后的今天所更应明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