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政策应跳出“过热即加息”固化思维

　　上半年经济数据甫一出炉，宏观调控“组合拳”也随即打出。上周五，两项政策同时出台：央行宣布，从7月21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自8月15日起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调减为5％。

　　两项政策虽然从类别上讲有所区别，但其结果都是使得实际利率提高。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基准，利率提高27个基点，使得名义利率达到3.33%；利息税的下降使得实际利率由原来的2.448%提高到3.1635%。两项综合起来，相当于一次加息0.7155个百分点，这几乎等于平时的2.65次加息。

　　与以往只是提高27个基点的加息政策相比，从实质性的数据比较中可以看出，本次调控“组合拳”的力度是比较大的，这充分反映出决策部门对于目前宏观经济趋热的担忧，以及严峻的调控态度。但是就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外部具体情况看，由于目前以货币政策为主导的调控思路已是捉襟见肘，导致看似力度较大的调控政策，也可能很难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达到预期。

　　首先，引发调控政策力度加大的主要原因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6月份的CPI涨幅达到了4.4%，创下了33个月来的新高。但是CPI创新高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整个上半年CPI涨幅为3.2%，其中由于蛋禽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比重为2.5%，扣除这一比重，区区0.7%涨幅根本是微不足道。通货膨胀的“病根”在农产品价格上涨，但农产品自身的生产规律决定了市场供给对政策鼓励，往往有至少两到三个月滞后期，即使有了强力出手的加息政策也无法即时增加其供给。不仅如此，从短期看，加息反而可能推高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甚至成为助推未来CPI上涨的因素，政策初衷于效果可谓是南辕北辙。

　　其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超标增长也是引发调控力度加大的原因，上半年25.9%的增速超过了发改委制定的24%调控目标。虽然从理论上讲，贷款利率的提高能够起到抑制投资热情的作用，但是其作用不宜高估。固定资产增速过高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投资热，而对于房产投资，调控部门可谓是“又爱又恨”：房产投资热固然让经济指标居高不下，但另一方面，如果对房产投资热打击过大，又会导致房产市场供给不足，给高烧中的房价“火上浇油”。而高房价所引发的将不只是经济问题，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管理层不得不有所顾忌。因此，从稳定社会矛盾角度讲，期望短期内固定资产增速大幅度回落，并不现实。

　　第三，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伴随着中国利率的不断提高，中美之间的利差越来越小，对于追求人民币升值的套利热钱而言，意味着流入中国不仅可以博取大约每年5%人民币升值收益，还可以获得越来越高的利率回报。因此，美元现行的5.25%的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成为人民币加息的上限，任何缩小利差的举动都可能进一步激发“热钱“的大举流入，而由此导致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将反而会助推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加剧，使经济过热的形势更加恶化。

　　由此可见，尽管此次调控力度较之以往已经明显强化，但是由于政策选择手段难以切中问题的肌理，结果却是很难发挥预期中的效果。事实上，面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调控力度的大小并不是关键，真正的问题在于调控手段的选择是否合适。从长久来看，能够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就是国内需求能否拉动，而所谓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在本质上也是由于内需不足所导致的，只是在形式上异化为外汇占款的增加。据此，拉动内需的主要手段选择应该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让百姓真正做到“居无忧、病有医、老有养”，同时通过减税政策实现“藏富于民”，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由于农产品价格高涨的趋势还将继续，研究机构纷纷提高了未来月份CPI数据的预测，最高预测甚至达到6%。面对未来可能的高烧数据，理应彻底改变“过热即加息”的固化调控思路，通过打破政策工具选择的陈规，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才能够避免调控“组合拳”打到“棉花”上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