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汇率争议是亚洲外储增加的反映

　　虽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这次访华被冠以“环保之旅”，但是其核心目的跟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问题。7月26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以高票通过了《2007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毫无疑问，这项法案是针对中国的。

　　坦率地说，关于人民币的低估真实程度如何？升值是否会降低美国逆差？美国逆差的问题是否是其储蓄率太低？实际上，中美之间的汇率争议跟以前的日美之间的汇率争议的世界性金融背景完全不同。中美之间的汇率争议代表着整体性的东亚力量同美国之间的汇率摩擦。

　　这个故事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从世界性的“外汇储备堆积”问题为叙述的起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受灾国家都从固定汇率制变成浮动汇率制，而根据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的教条，当固定汇率变成浮动汇率，货币之间的交易变得更加灵活和及时，那么，则不需要像固定汇率制那样储备较多的外汇资产。也就是说，如果世界风行“浮动汇率制”的话，那么世界的外汇储备总额是不断降低的。

　　但事实给弗里德曼教条一记响亮的耳光。1997年之后，东亚各国外汇储备飙升得离谱（东亚各国也引领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风潮）。1990年，世界总的外汇储备大约是1万亿美元，而截止2006年末，这个数字变成了5万亿美元。如果用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来衡量的话，就会发现，发达国家阵营的比值基本保持在4%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比例则从5%上升到27%。亚洲国家更是惊人，外汇储备占GDP的比值，从1980年的5%上升到2006年的37%。这其中最强劲的是中国，从1980年的1%上升到2006年的41%。而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全世界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增量部分的2/3是由亚洲贡献的。

　　很多国际金融研究领域的大牌学者都对世界性外储激增的景象感到迷惑，他们的解释体系重点还是放在所谓的“蒙代尔三角”。他们认为，在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了固定汇率、国内货币政策独立以及资本账户的管制（以及国内的金融抑制）。但随后，这些国家选择了金融自由化，破坏了蒙代尔三角的平衡关系。因为“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化”三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墨西哥、阿根廷（当时是联系汇率制）和韩国的悲惨故事的证明了蒙代尔法则的残酷和有效。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蒙代尔三角”的不可兼容关系，它们不约而同地牺牲了汇率的稳定性，保留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账户的开放性。

　　但是，他们没有考察另外一个因素。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卢布危机之后，亚洲国家很寒心地看到了IMF的援助夹杂着无理的戒律和美国人主导的“政治劫持”。亚洲各国纷纷加强了“自保”，它们认为，如果要保持资本账户的开放度，继续对外部资本（包括热钱）保持“亲善”笑脸的话，那就需要有充裕的外汇储备进行适度干预，达到“自我保险”。日本和韩国就是这方面的范本。在浮动汇率下的增强外汇储备、以达到自保，其后果只有一个：整个世界开始热衷竞争性贬值，喜好竞争性贬值的前提条件是各国都热衷于竞争性地持有外储，以达到更稳妥的“自保”问题。如果某个国家不方便对本国货币进行大规模的竞争性贬值的话，它就会将资本流入到汇率最具优势的中国，利用FDI的形态来完成“竞争性地持有外储”目的（韩国对中国是顺差）。韩国无疑是这种情况的样本，而日本则是一个混合体：它既让本国货币进行竞争性贬值（在美国人的默许下），同时又“取道”汇率优势国家来捞取外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汇率问题其实是亚洲力量竞争性持有外储的一个集中反应。

　　从某个方面，中美“汇率摩擦”展现出原来的全球金融合作框架已经倒塌的景象。如今世界性的重商主义思潮已经“统治”了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美国人、日本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争吵分贝将愈发升级，直到全球金融合作框架能够“修复”，并重新获得世界性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