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金融对内管制正当其时

　　日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吴晓灵新闻,吴晓灵说吧)在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聚会上表示，在世界各种要素都已经全球配置的背景下，中国下一步要想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就必须加快金融改革，而加快金融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

　　在如何看待目前的金融管制问题上，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归结起来无非是当前的管制水平是否适度。

　　欣慰的是，在吴晓灵这样的高级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官员看来，目前的金融管制水平还是比较紧的，有进一步放松的需求。

　　金融管制必然伴随着金融压抑。

　　就在一年前，同样是吴晓灵，在另一个论坛上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过这个概念。

　　按照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的观点，广义货币发行量（M 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可以衡量一国的“金融压抑”水平。从今年的数据来看，M 2占GDP比例早已超过150％，那么按照学术观点，就已经摆脱了“金融压抑”。

　　但这是真实经济的反映吗？

　　显然不是，因为这一比例只反映了金融深度，并未反映金融的广度。

　　现实生活中，融资难的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民营经济的最大问题之一。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从银监会到各大银行，纷纷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作为工作和营销之重点，态度不可谓不真诚，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却不一定明显。

　　为什么？在中国如此广大的需求面上，仅靠几家大型国有银行的行动是难以满足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乃至个人投资者融资需求的。

　　事实上，中国产生金融压抑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分倚重将金融作为调控工具，用行政手段分配金融资源的案例比比皆是。而当行政力量过分渗透到本应市场来配置的领域中来，那么许多正常的投融资行为就会打上政府信用的烙印，倒逼政府加大对这一领域的管制。

　　减少金融压抑，必须从减少金融管制开始。

　　一方面，政府应从承担过多责任中摆脱出来，通过立法实现对投资人的有限偿付，最大限度地减少道德风险。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做好风险提示，而让投资者更多地承担决策风险。另一方面，要逐步放松人们的融资主动权，扩大民间力量参与金融的范围，而一些主要由民间资金参与的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当是培养重点。

　　纵观国内外市场，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而独有中国在保持自己的步调，在目前金融领域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融资主体更多来自民间的情况下，中国适当放开对内的金融管制可以说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