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云龙发言

　　杨云龙：这个我没准备，但是今天纪念我们的董老师，我也谈一个体会。

　　我脑子里蹦出一个题目，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感到这是一个规模浩大的社会启蒙工程。刚才讲到比如流动性过剩，为什么没有效益，还有后来大家讨论的种种问题，我感觉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直接金融也好，间接金融也好，他的主体式金融的体制还是管制性的，计划经济式的。

我们相对应的是采用发达经济的政策手段，毫无疑问，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所以我觉得个不是一个理论启蒙问题，所以的资本体制的我们的政策制订者，管理者愿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第二个讲到土地问题，这个房地产市场，我同意各位从实践当中从实践出来的这个同学们的意见，很简单，市场需求是自由的。而土地的供给是管制性的。他怎么不可能出现这个房间的暴涨？那么土地问题，刚才华生(华生博客,华生新闻,华生说吧)师兄，和这个艾村长讨论的，我觉得里头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土地的私有化也好，或者是按照中国资本时代的来临，从这个主题概括，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到现在，生活要素，市场化的升华过程，那么讲到土地，毫无疑问，所谓市场化他就是要私有化，就是真正的农民有其地。真正的从制度上去透明。我们现在真正担心的是农民今后会怎么样？对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时候，你担心农村今后的土地而不给他土地的所有权，我认为这是一个悖论。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后，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乡镇政权是没有保障的。

　　这个市场经济的言论，他叫做自由选择，但自由选择你不能说，我只选择他的权利，选择他自由选择留下的或的结果，而不承担那个不好的结果。如果说，我们假设全面的土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深化之后，农民愿意有自由的选择，好的结果坏的结果我都要去承担。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超强大的政府，让好的结果由我们的农民承担，有坏的结果由我们这个超强大的政府来承担。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规模浩大的社会启蒙工程，我盼望尤其是我们的政策设计者在这些基本的判断上能够更多的反思。谢谢各位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