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为人民服务

　　来源：企业社会责任资源中心

　　企业社会责任与为人民服务

　　文/陈周南 传知行企业社会责任资源中心

　　“为人民服务”最早见于毛泽东1944年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这篇演讲词随后被整理成文字，成为几代人能倒背如流的“老三篇”之一。

一个口号的提出，流传直至被认可，必定是因为它承载了某些人类共同的理想，同时，它又与具体的社会语境相结合。光阴荏苒，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为人民服务”几乎成了一个“假汝之名”的工具。

　　曾经有一个年代，企业办学校，企业办医院是一种形势。其结果是大批企业不堪重负，濒临倒闭。1994年，在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中英合作，举办了一个道德商业的研讨会。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最开始被认为是道德商业的一部分。在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企业家担心：是不是企业办社会的时代又来临了？学者们也有自己的见解，首先，西方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最早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美国的学术圈首次提出，并在8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发展成熟。这个过程至少从字面上来理解，与中国是没有关系的。但中国的学者认为，道德商业或者说是企业社会责任，早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和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最朴素的表达。这就是孔夫子的义，与之相对的，是利。所谓君子重义，小人重利。而官员们同样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直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被政府，商业部门奉为圭帛，而朴素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西方繁琐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中国式表达。同时，中国政府讲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一起抓，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的延森博士，从政治，社会语境的角度，观察了企业社会责任进入中国的过程，在2006年6月，他发表了题为《Serve the Peopl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n China》的研究报告。在对比了西欧，北美和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现状之后，他认为在西方被认为是核心机制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在中国的语境中是缺失的。他将这个缺乏追溯到孔夫子的年代，在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的训育中，延森看到的是君子所代表的位高权重的领导者，和小人所代表的普通大众。延森据此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领导者的道德示范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到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中，商人们致力于提高个人的修为，比如，有一些大企业的执行官们，参加了北大举办的传统文化研修班。

　　延森注意到，在释放市场力量的过程中，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这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南部，东部的移动。他提到了东莞地区一家台资企业以及沃尔玛组织工会的例子，试图分析中国政府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时的矛盾心理。在北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个人的，微观的概念，政府的力量是微弱的。在欧洲，则是一个系统的，宏观的概念，政府充当一个引导者而非管理者的角色。中国政府相当欣赏西欧的社会福利制度，期望企业，个人，社会团体能在社会福利的实现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政府采取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开启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对于减少国际机构对国内劳工状况的指责，以及改变国内产业工人的不满，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依靠密集劳动，低价出口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减少国外的直接投资，增大商业成本。在这个两难的选择中，中国政府折衷了政治和传统文化，折衷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与西欧的社会福利制度，期望能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

　　延森的报告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分析，未免会有一叶障目之嫌，2006年10月，欧洲企业社会责任组织也发布了他们关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现状的报告，题为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基本采用了白描梳理的手法，撇开政治制度的区别，就历史，现状，背景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上个世纪70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企业社会责任做出了慷慨激昂的批评，认为此举将是对自由经济，民主的破坏，是纯粹的，纯正的社会主义的体现。

　　今天，我们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来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般，我们拭目以待，是否会出现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报告（可在www.csrglobal.cn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