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科技企业20年风雨路 从创业小屋到遍地开花

　　作者：朱冰

　　编者按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了私人掏钱搞创新、办实业的群体，这就是民营科技企业家。在这个群体里，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绝对值得大书特书。他率先从科研院所中走出来，开科技创业之先河，引领众多科研人员投身创业大潮。

如今，民营科技企业已经成为改变中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从1987年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成立，到今天全国范围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遍地开花，中国民营经济经历了20年的风雨历程和几代企业、企业家的起起落落，最终在政策环境的一路扶持下蓬勃发展。

　　今年8月9日是陈春先逝世3周年的日子。为纪念这位民营科技企业的先驱，本报特对陈春先的创业历程和民营科技企业20年的发展进行挖掘和总结，并由此拉开本报对民营科技企业20年的报道序幕。

　　提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不能不提到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秘书长、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监事长彭树堂回忆，在当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内的一间小屋，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和他的同事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早期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

　　陈春先与中关村精神

　　1980年，那时的中关村还没有“民营企业”这一提法，“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说法也是在几年后才出现的。陈春先和他的同事走出研究院所的高墙深院，扎根在围墙外的土壤中，努力开发着科技创新的新成果。

　　彭树堂谈到，陈春先的公司是第一家“吃螃蟹”的，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毅然切断了公司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在一些批评者的眼中，“这些人在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全都萎靡不振，可一走进那个破房子就个个气宇轩昂。”这种转变，让目睹陈春先创业的一些科技工作者心痒难耐。在1980年后至今的20多年间，众多科技人员成功复制了这种转变，并展现出民营科技企业的特有活力。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创造的是经济体制与科技体制的创新。经济体制创新体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国有向民营的变革，而科技体制创新体现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将创造技术成果与实现成果市场化全过程融为一体，建立完整技术创新体系”的变革。

　　彭树堂表示，正是这两个变革，奠定了今天“北京+民营+科技实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中关村从一开始就享受着科技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相互交融带来的巨大的市场爆发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从一开始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率先投入经济与技术革命、实现自身价值得以圆梦的地方。在他们圆梦的过程中，充满着理想和激情，也充满着挫折与感伤，但只要石在火就不灭，这就是中关村文化的起源，也是中国民营科技创业者的精神所在。

　　四代创业者书写20年发展史

　　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起起伏伏，几代民营科技企业家在不断成熟中改写着科技工作者自身的价值。纵观中关村企业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中国四代民营科技企业家不断奋斗和成长的历史。

　　在市场经济不成熟阶段，理想与现实在第一代创业者心中形成刻骨铭心的重压，积淀成为他们一生中难得的财富，也铸就了他们决心参与改革开放、为新体制的建立不断建言献策的社会责任。尽管许多第一代企业家已经不在第一线，但他们挥之不去的创业情怀、永不言败的创业精神留给了后来者。

　　20世纪9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被称为第二代企业家，他们与第一代创业者的创业环境已有很大不同。他们创办的是产权清晰的企业；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是高技术发明的拥有者，是当代的知识精英；他们有着前辈的创业理想，更有着富于挑战市场的眼光；他们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企业生存、成长、发展的创业过程。

　　在新经济浪潮下，特别是在互联网发展中的新经济创业者成为第三代创业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海归，有着很强的学习精神和更开放的市场眼界。他们移植了发达国家成功运作的商业模式，学会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学会了用海外的钱干自己的事，跨过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尚未走向成熟、还无法强有力地支持这种新技术成长的特定历史阶段。

　　那些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创业的年轻人，那些参加创业梦想大赛的选手被称作第四代创业者，尽管他们还没有太多人取得成功，但他们是“潜力股”。

　　彭树堂说：“这20年，是民营科技企业群体从小到大茁壮成长的20年，也是民营科技企业与各级政府部门共同书写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20年；从‘中关村的创举’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一个个具有战略性目标的确立，书写着发展中国家依靠自主创新走向崛起的历史。”

　　民营经济贡献最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是民营经济。虽然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这个趋势是不可扭转的。

　　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继续以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发展，民营企业大幅增加。截至2006年年底，登记注册的全国民营企业达494.7万户，比2005年增长15%；注册资金总额7.5万亿元，增长22%；从业人员6395.5万人，增长9.81%；投资者人数1224.9万人，增长10.36%。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从业者素质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组织形式及治理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经济实力增强，民营上市公司明显增多，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目前约15万多家，在54个国家高新区中，80%以上为民营科技企业，其科技成果占高新区的70%以上。我国专利申请中，民营企业申请量占41%，高于其他经济成分。

　　落实政策 和谐发展

　　虽然民营经济贡献最大，但民营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彭树堂谈到，首先，目前部门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措施推进不平衡，行业准入总体上进展比较缓慢，主要表现在邮政、通信、广电、电力和金融等领域，民营经济进入遭遇“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一些部门以资本实力、技术水平和从业资历等各种理由抬高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

　　其次，金融、税收政策总体改进不大。银行仍在信贷上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设置种种不合理的条件限制，设立专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银行的建议仍不为金融管理部门认可。

　　第三，一些配套实施政策在执行中遭遇阻力。一些部门受传统观念影响及习惯制约，在实际管理上对民营企业仍抱有不太信任态度，以致在具体工作上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地限制民营企业发展。

　　第四，某些垄断行业在实际上更加排挤民营企业进入。部分垄断企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需要，通过长期维持垄断高价、影响政府部门抬高行业准入门槛等手段，排挤民营企业进入。

　　鉴于以上问题，彭树堂建议：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措施，推动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全面落实“非公经济36条”；着力改进税收金融政策，大力推进行政执法与司法的严肃与公正，不断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同时，民营企业要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承担更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