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与对外经济合作关系
●二是与经济结构调整关系
●三是与经济金融失衡关系
●四是与财政管理改革关系
目前,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它旨在为两税统一确立可操作的具体原则,保障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首先,应处理好实施新税法与对外经济合作的关系。目前,多数观点认为两税统一不会影响外商投资积极性。考虑到新税法对外资使用了5年过渡期,以及多数外资更看重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因此可以认为,两税统一总体上对利用外资的趋势影响有限。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可能会带来某些间接的负面影响。
一是要防止对跨国公司的约束弱化。应该说,税制改变对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大型外企影响并不大,况且跨国公司有较高的避税能力,在原有税制下就往往利用“假亏损以避税”的多种手段。如果不能真正强化税收征管,新税制也并不能使外资获利回归合理水平。而且,地方政府以引进外资为政绩的思路也非短期内能改变,在外资名义税率提高的情况下,为了更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地方政府有可能会更加放松在劳工权益、环境保护方面的限制,从而导致税制改革成就大打折扣。
二是避免影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两税合并毕竟还是在客观上影响了部分外资的利益,自然会引起连锁反应。如前期美国政府就指责两税统一是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表现。全球化下的各国经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我们也不能闷头自行其是,而是应该在税改过程中加强与他国的协调,以及相关国际税收协定的完善。由于当前企业“走出去”已成为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因此这也是为了避免他国以此为由向“走出去”的企业施以报复性壁垒。
其次,应处理好实施新税法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新税法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奠定了基础。但还要注意,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最终还是要依赖微观企业主体的表现。因此,一方面新税法必须真正落实受鼓励企业的优惠政策,重点调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尝试配合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延迟支付、税收信贷、技术开发基金等手段,对那些将要或正在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国内企业承受着名目繁多的收费,客观上造成企业的高税负,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良政府收入机制,仅靠降低名义税率,并不能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
再者,应处理好实施新税法与经济金融失衡的关系。两税统一,总体上属于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利润,尤其是作为国内投资主要推动者的许多国企利润,进而刺激企业投资和扩张。同时,国内银行的受益也会间接增加信贷扩张压力。在今年通货膨胀压力逐渐显现的情况下,应当关注税改对针对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的影响。此外,也需要关注新税法对现有经济金融失衡的影响,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例如,储蓄大于投资是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问题,这又源于过高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两税统一会进一步提高企业储蓄,加重流动性过剩与经济失衡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更有力的配套措施来降低企业储蓄。再比如,两税统一对房地产企业来说是利好消息,加上更多海外资金会被吸引到国内房企,最终会流向房地产投资领域,增加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对这些问题未雨绸缪,才能使两税统一的改革成本最小化。
最后,应处理好实施新税法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推进所得税改革的同时,也要兼顾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一方面,无论是从引进外资方面,还是在享受税收优惠方面,新税法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地方政府利益受损,因此在推进改革中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对此,既强化税收执法与征管制度,又适当地进行相关利益补偿和协调,从长远看是需要的。此外,要区分不同财政要素的功能,避免为促进新税法实施,而引起相关政策调整的混乱,例如对政府间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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