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负债：体制的病灶而非大学的问题

　　社论

　　近日，有两份高校负债问题的研究报告发布。一是国家发改委在《上半年社会事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策建议》中透露，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05年底，高校贷款余额达2001亿元，个别高校由于债务问题已影响到学校正常运行。

二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所完成的《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底，央属的76所高校贷款总额已高达336亿元，校均贷款4.4亿元，自2002年起年均增幅达到76％，而现有贷款规模已经相当于这些高校收入的51.1％。

　　国家发改委此次公布的信息，是官方首次公布全国高校负债规模的整体数据。而研究机构的专题报告，则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对央属76所高校的财务状况作了系统分析，勾勒出当前高校负债问题的前因后果。今年初，吉林大学欠下巨额贷款入不敷出的新闻面世，将严峻的高校负债问题推至台前，自此高校负债始成各方关注的公共话题。然而，高校负债究竟如何发展，此次国家发改委公开数据，又会有何下文，形势颇不真切。

　　细究起来，中国高校负债的问题化过程，似真又幻。公办高校属于政府主办的公共事业，所需资费大部分来自财政支持。高校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听命于行政当局，而高校借贷又无不来自隶属政府的国有银行。政府一方面是高校财政投入的责任主体，另一方面又是高校借贷与银行放贷之间的中间人。高校的巨额负债，一方面表明政府财政投入的长期不足，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实际上是默许、支持甚至强迫高校贷款的知情人。如此一来，如果说高校负债产生财务危机，但因为政府的托底，这种危机并不会导向高校的必然破产。

　　因而，高校负债的舆论反应，更多的是民众对当下教育政策与高校体制的情绪反应，而非在意这场虚拟的破产危机。此次与国家发改委的官方认定一道，还有一组数据令人关注。即今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495万人，比上年增加82万人，已超过今年新增就业岗位的50％以上，预计今年不能就业的大学生将超过100万人。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令普通家庭对高昂学费下的多年教育投资回报倍感失落，对大学教育怨声载道自不待言。其中原因，既有高校恶性扩张带来的教育质量持续下降，也有中国经济资源错配所引发的结构失衡，导致适合大学生就业的相关产业压抑萎缩。这些都有学者论及，苦于改善却非一日之功。

　　因此，在对高等教育的密集抱怨声中，高校扩招、高校负债实际上是先后中招，成为了社会情绪不满的所指。事实上，单纯的高校扩招与高校负债政策，无不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功不可没，只可惜其中的适度原则始终未能逃出体制的病灶，终致大学扩招演变为恶性的产业利益扩张，负债发展成为了不负责任的好大喜功。就此而论，扩招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借贷代表的高校发展市场化并不是舆论批驳的本意。所谓责难和担忧，并不只是指向大学本身，而几乎是对各种体制痼疾的总发作。

　　客观而论，政府力量从两方面挟持了高校独自主体的责任能力。一方面，教育行政机构对大学的管制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不仅在大学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上握有垄断的权力，在管理上也造成行政权力一支独大的现实。所谓学术自由和自治空间，已经相当逼仄紧张，这进一步导致了大学中人实际上并不能主导大学发展的命运。

　　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支持长期滞后，对大学的社会融资机制又缺乏制度支持，使得大学自身的造血功能一直低下。而地方政府出于利益驱动，积极投资开发高教园区等项目，借此拉动城市发展、增加政府收入。还出台了各种措施，鼓励高校贷款，配合地方非理性发展。此次北大的研究结果认为，高校负债的原因正是在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减弱，行政主导的扩招导致学生数量急增的双重压力之下，经由政府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和高校多方利益契合的体现。

　　因此，高校负债问题的出现，不能不关注其独特的体制背景。这其中，大学既不是独立自主的决策者，政府也不是有限干预的责任政府，银行也不是完全独立的市场企业。这就使得大学的问题同时也是政府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同时还是大学的问题。高校负债问题的解析之道，就在于它既不是一个财务问题，也不是一个金融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缠绕的体制问题。在短时期内，这个问题可能趋缓，却恐难有显著良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