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仍存“短板” 长效机制还待求解

　　尽管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快速增长，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还不少，下半年，政策增收的空间有限，农产品涨价对增收的推动作用将趋缓。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认为，农民增收出现良好势头，并不意味着推动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已建立起来，农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仍是“数量型”、“外延型”，增收受市场景气周期影响较大，“地基”仍然不牢。推动农民增收，应着眼建立“质量型”、“内涵型”的长效机制。

　　短期看：三块“短板”制约今年农民增收

　　面对上半年农民增收的良好局面，不少专家提醒，今年农民增收还面临诸多难点，要持续保持收入的快速增长还需付出很大努力。

　　首先，今夏自然灾害对农民增收不利。今年我国自然灾害频仍，东北干旱，南方部分地区暴雨成灾，淮河流域发生了1954年以来的第二位流域性大洪水。以安徽省为例，截至7月末，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2200万亩，其中绝收近800万亩。全省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已达63亿余元，占各项经济损失的近六成。安徽省有关负责人称，这次洪水给该省农业和农村带来重创，也给今年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目标的完成带来严峻考验。

　　其次，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正抵消粮油价格恢复性上涨的好处。由于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民种粮成本提高。近两年，粮食生产成本逐年提高。据安徽省物价部门调查，2006年小麦生产成本每亩比上年增加17.83元，增幅6.73%；粳稻每亩增加43.38元，增幅9.73%。农民收益很大程度上被上涨的种粮成本抵消了。

　　第三，惠农政策直接使农民得到实惠的增量正逐年下降。以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看，现行的托市收购政策对促进农民增收的拉动力在下降。2004年全年粮食市场价格上涨了28%，农民增收一半来自粮价的上涨，由于当时市场粮价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没有启动执行预案；2005年，稻谷托市价比市场价每斤高5分～7分钱；到了2006年，稻谷托市价比市场价每斤仅高2分钱。

　　中期看：促进农民增收需多方用力

　　安徽省农业问题专家何开荫认为，农民增收和农业的长远发展不能单纯靠财政补贴来支撑，而应当多管齐下。特别要从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入手，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广辟增收渠道。

　　首先，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同时加大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当前，劳务经济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劳动者的经济收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新近发布的《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2006年，我国农民增收的部分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贡献率为60.2%，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38.3%。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力度，有组织地转移和输出劳动力，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条件。

　　政府还应加大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力度，逐步解决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以及工资克扣、拖欠等问题，为农民外出务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外出打工出现了两个新迹象：一是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接近40%的属于常年在外从事非农产业；二是西部地区中举家外出率最高，常年外出的劳动力中已有1/3实现了举家外出。这些新趋势对城市户籍、教育、医疗等制度提出了改革的迫切要求。农民能否在城市里留得住，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农民收入能否实现持续增长。

　　其次，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新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使得农民市场谈判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低，经常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实践证明，走合作化的道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民增收的重要组织保障。河南省中牟县姚家乡春岗村是一个草莓专业村。过去，由于是农户分散种植，草莓丰收后，往往出现争抢客户、竞相压价的情况。2005年4月，村民李峰等人组织成立了草莓生产者合作社，不仅统一了价格，注册了商标，还在合作社内部推广防冻等新技术，每年为社员减少损失十几万元。2005年～2006年，春岗村草莓价格一直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当年合作社社员家庭人均纯收入9500元，比上年增加了一倍。

　　第三，应加大支农资金的整合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家惠农政策对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已逐步显现。在国家投入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这些支农资金发挥最大效率，真正把实惠落到农民腰包里，就显得非常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认为，眼下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是，政府各涉农部门都在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设立了很多项目，但投入的机制有问题。一是项目层层审批，脱离实际；二是资金“撒胡椒面”，使用效率低下；三是缺乏过程监督和结果评估，资金“跑冒滴漏”现象比较突出。他认为，财政支农资金非常宝贵。中央加大了投入，就必须把好事情办好，建一样成一样。目前一些部委已经在进行试点，基层迫切希望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资金整合办法。

　　长期看：政府需加快公共服务创新

　　专家认为，农民增收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村上层建筑能否适应和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因此，从长远看，必须从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入手，加快政府的制度改革和管理创新，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应建立增加农业投入的长效机制。近年来政府尽管给了农民一些补贴，农业投入有所加强，但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以河南省为例，今年全省平均每亩补贴达到41.57元，比上年增加14.47元，然而，与我国入世时所承诺的“黄箱”政策补贴最高可达农产品总产值8.5%这一上限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政府对科技、水利、环保、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农业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投资比重不大，财政经费往往只能满足养人的需要。此外，农田水利建设滞后，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仍比较落后，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事业等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徐小青认为，无论是从比例、数量或是从面临的问题来讲，投向“三农”的钱都是不够的。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们只能逐年增加，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中央强调应当建立投入的长效机制，这是建设新农村的根本途径。按照农业法的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的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在实践中这一点还没有做到，而且约束力也不强。

　　其次，应加快政府转型，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记者在农村采访中了解到，当前，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民最需要的公共服务是信息和科技，而这些很多地方政府都难以提供。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如今农民疑惑最多、干部最怕回答的问题是“明年该种什么”。农民急着问，反映出他们有着迫切的需求；而干部不敢答，反映出的是一些基层政府对市场信息心中无数，难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另外，随着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网络“网破线断人散”，很多农业科技难以在农村推广。这位专家告诉记者，他在农村调研时，曾多次询问农民种田养殖的科技从哪里来，十有八九的回答是“从亲戚、朋友或邻居那里学来的”。他说，特别是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在农村推广先进农业科技更是难上加难，说得危言耸听一点，中国的农业是靠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在支撑。专家认为，促进农民增收，政府既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放任自流，而应该在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上狠下工夫。

　　第三，加快农村金融改革，真正实现反哺“三农”。徐小青认为，在当前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杆作用，调动社会资本来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可以说，没有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就很难发展现代农业，就很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过不懈努力，到2006年11月末，我国涉农贷款余额增加到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20%。但是，广大农村仍普遍存在金融失血、缺血、贫血的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显示，60%以上的村庄都认为目前农户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仍然很困难，各村庄获得过信用社贷款的农户仅为19%。“缺乏资金”名列“农资价格偏高”、“缺乏技术”之后，成为农民增收难的第三大原因。

　　徐小青说，当前农村金融改革，国家花了很大代价，但效果并不明显，关键在于一些细节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缺乏可操作性。比如，信用社贷款要求必须有抵押物，而农民恰恰缺乏有抵押价值的财产。又比如，建立村镇银行，要求应有1家以上(含1家)境内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而很多商业银行出于利益考虑，已纷纷撤出农村地区，缺乏重新进入的动力。徐小青认为，我们应特别注重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只有这样，农村金融改革才可能尽快取得实效，真正发挥农民增收“助推器”的作用。(杨玉华林嵬郭嘉轩）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