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内第四次加息不期而至,央行稳定通胀预期的匠心可见一斑。但如果将加息简单与7月份高企的CPI涨幅挂钩,则未免有失偏颇。
原因在于,此次加息仍难以改变目前到期的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为负的现状,但四次加息后,长期存贷利差收窄的幅度已大大高于短期存贷利差:半年期存贷利差收窄27个基点,而5年期存贷利差收窄63个基点。
作为资金的成本,实际利率可以有效调节信贷资金的供求关系,进而通过改变回报率来调节投资规模。而长期以来,低实际利率甚至负实际利率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典型特征,直接造就了“高投资”在三驾马车中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调整利率并理顺资金价格体系,不仅是宏观调控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改革的必经之路。
但与此同时,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却一拖再拖,最新的理由是:7月份CPI同比涨幅创10年新高,因而在此敏感时刻,必将释放涨价动力的上述改革应缓行,并尽量错开CPI涨幅高峰。
表面上看,这一论点很有道理,毕竟涨价意味着老百姓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并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处境雪上加霜。于是,一些要素价格改革按兵不动。
那么,这样真的就能如愿以偿吗?
在生产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对产品价格的行政管制要么造成产品的偷工减料、以次充优,要么使产业平均回报率下降从而减少供给。两者的结果都将导致有效供给的下降,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必然带来更大的涨价冲动,一旦爆发必然严重推高CPI涨幅,使“错峰”得不偿失。此其一也。
其二,要素价格该调不调,全在外因施压,而这一冲动迟早会释放出来。如此就可能形成持续的通胀预期,这一预期最终也会间接推高CPI涨幅。
其三,更重要的是,要素价格体系不顺畅乃是我国经济反复出现过热这一顽疾的根源。实际上,在我们这样一个贸易顺差大国,总供给远远超过总需求,之所以出现经济过热、价格暴涨,皆因资源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比如,实际利率很低甚至为负、劳动力成本低廉、实际有效汇率被低估、资源和能源价格被人为压低、环境污染成本极低,等等。
扭曲的要素价格一方面造就了“中国制造”被夸大的竞争力,刺激了无效率的投资,成为“三过”(投资过快、信贷过快、顺差过大)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则抑制了煤电油运等基础要素的供给,从而在经济过热时对CPI高涨推波助澜。
由此可见,要素价格扭曲是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而拖延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或许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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