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稳定生猪价格重在建立期货市场

　　今年的生猪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为平抑生猪价格上涨，政府“有形之手”频繁出击，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其中一项就是推行生猪政策性保险。可是，生猪保险稳定生猪价格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生猪保险作为一种农业保险，是为生猪养殖户在从事生猪养殖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生猪保险保护的是生猪养殖者的利益，分散的是生猪养殖户的自然风险和意外事故风险。而本轮生猪价格上涨，受损的是猪肉消费者，生猪养殖户是受益者，赚了不少钞票。生猪价格上涨，养殖户划算一下，只要他认为养猪有利可图，即便政府不推行生猪保险，养殖户也会增加生猪存栏量。随着生猪存栏量增加，生猪和猪肉供给也会不断增加，当猪肉供给超过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生猪价格就会下跌，市场机制使然。当生猪价格下跌到养殖户认为无利可图时，即便政府全面推行生猪保险，养殖户也会减少生猪存栏量。真是这样么？我做个简单分析，大家就能明白了。

　　今年8月1日，保监会出台了《关于建立生猪保险体系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紧急通知》，《通知》规定“能繁母猪保险的保险金额定为每头1000元，保费为每头60元。其中，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负担48元，保户自负12元。”《通知》还规定“能繁母猪保险的保险责任应包括洪水、台风、暴雨、雷击等自然灾害，蓝耳病、猪瘟、猪链球菌、口蹄疫等重大病害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建筑物倒塌等意外事故。”这就是说，保险公司保的都是能繁母猪的自然风险和意外伤害，保的是成本，不是收入，对母猪的市场风险作用不大。假如养殖户养猪过多，生猪价格大跌，母猪不值钱了，但是只要这头母猪是健健康康的，保险公司就没有责任。生猪市场供大于求时，对养殖户来说，这头母猪活着还不如得蓝耳病死了。因为如果这头母猪得蓝耳病死了，保险公司就得赔偿养殖户1000元，养殖户还省了饲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生猪保险可以分散和降低生猪养殖的自然风险，却不能有效分散生猪养殖的市场风险，而生猪养殖的市场风险是比较严重的，这是因为，生猪价格波动具有周期性特点，调节着生猪养殖周期性波动。由于市场供需信息传导不畅，养殖者只能根据局部地区生猪市场价格的变动安排生产，造成了市场整体供求的不均衡。生猪的生长周期约为10个月，种猪补栏到生猪出栏通常需经过6个月的养殖期，由于补栏的相对滞后性，进一步加大供需的不均衡。一般情况下，生猪当期的价格波动会对其后一年甚至两年的生产造成影响。当市场供大于求时，养殖户可能会亏损，甚至有可能是严重亏损。

　　引起本轮猪肉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猪肉价格偏低，国内养猪产业出现萎缩。例如，2005年底，河北许多地区生猪收购价跌到了每市斤2．5元，与2004年同期生猪价格5元相比，下跌了50％。为了减少损失，农民养猪户只能忍痛“割肉”。到2006年6月下旬全国重点生猪养殖企业生猪存栏量比2005年同期下降13．6％。两年前的猪肉价格大跌，迫使养殖户减少生猪存栏量，生猪供给减少是导致本轮猪肉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原因，这是“主”。今年养猪饲养成本提高，蓝耳病等发生率提高，使肉类供需缺口加大，对猪肉价格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是“次”。分析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要抓住问题的关键，不能主次不分。

　　生猪价格上涨，确实让养殖户得到了实惠。现在我担心的是在政府各种调控措施的作用下，养殖户的养猪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不仅会拉升母猪、猪崽的市场价格，还会拉升猪饲料的价格，增加生猪养殖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以排除几个月后生猪供大于求的可能性。而一旦生猪供大于求，生猪价格必然下跌，受损的还是农民。猪贱伤农，生猪价格大跌对养殖户的伤害要比蓝耳病严重得多。所以，从长远看，政府有必要建立促进生猪价格合理波动的长效机制。笔者认为，促进生猪价格合理波动，采取生猪保险等调控措施是必要的，但还不够，还应发展生猪期货品种，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期货是转移农业生产市场风险的不二之选。

　　如果有生猪期货交易，广大养殖户就可以根据期货价格波动，及时了解生猪的未来价格走势，并根据市场信息进行农业生产和销售决策，合理调整养殖规模和饲养周期，还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先卖后养”规避风险，减少生猪养殖的盲目性，减缓现货价格的不合理波动。发展生猪期货，还可以引导饲养、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和套期保值锁定远期价格，有效规避现货价格风险，促进产业发展。生猪期货合约是标准化合约，其用于交易的商品在质量、规格、数量等均进行明确规定，并对不同等级商品明确规定价格升贴水，可以充分体现“优质优价”的市场规律，加快生猪品种改良和科技养殖的进程，从而促进我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和统一市场的形成。有了生猪期货，还可以为政府调节生猪市场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价格信号，增强了宏观调控的效果。生猪期货上市后，还将有助于形成全国性的生猪价格，通过高效率的期货机制迅速传导到全球各地，增强我国在国际生猪贸易中的“话语权”。

　　生猪期货有这么多好处，那么我国是否具备发展生猪期货的经济基础呢？我认为这个经济基础是存在的，理由是：

　　首先，我国生猪期货交易的需求旺盛。近年来，我国畜牧业生产水平获得很大提高，正向现代产业转变，生猪作为我国最主要的家畜产品，其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价格波动频繁，养殖、加工、贸易相关企业及参与者规避风险的需求日益强烈，国家也迫切需要通过健全生猪期货现货两个市场机制，引导整个产业链条的生产与消费。

　　其次，我国生猪短期价格波动比较频繁，从1996年至今1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生猪市场价格只有1999～2003年间是在平稳中度过的，其余时间都在剧烈波动，波动幅度一般在－15％～＋15％之间，高时达到45％甚至更高，这为发展生猪期货提供了可能。

　　第三，我国生猪现货规模巨大，猪肉年产量近5000万吨，产量居世界第一，出口贸易居世界第三，生猪的养殖与消费范围广泛，质量标准与检验检疫法规体系健全，品级易于划分，开展生猪期货的现货基础比较好。

　　第四，我国猪肉市场的竞争比较充分，垄断程度低，除非出现价格异常波动，政府一般不会干预猪肉价格，发展生猪期货的市场基础比较好。

　　第五，生猪产业链条比较长，附加值比较高，双汇、金锣、雨润等大型屠宰加工企业都是响当当的名牌，有可能成为生猪期货的市场主体。

　　总之，我国已经具备发展生猪期货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市场潜力巨大。考虑到生猪期货在合约设计上面临的难题是生猪非传统储藏商品，运送到指定交割库注册成仓单后再进行交割的难度较大，所以建议首先开放冻白条肉等期货产品，因为冻白条肉易于标准化和运输。美国于1966年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ＣＭＥ）上市了生猪期货，之后开发了冷冻猪腩等品种，他们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也曾试点过冻白条肉、冻内销分割肉期货，这为我国开发生猪期货产品积累了经验。另外，我国生猪的养殖还比较分散，规模养殖占比较低，所以有必要出台一些优惠措施，逐步引导生猪养殖户走上新的合作和联合，建立起能够真正代表生猪养殖户利益的中介组织，提高生猪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带动农民参与生猪期货交易。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