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公交“听降会”勿成孤例

　　近些年，听证会已然背上了恶名，比如“逢听必涨”、“听证会成了涨价会”等等。因此，深圳前天举行的公交车票价降价听证会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这次听证会不仅将听证主题预设为“降价”，更是请来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专家代表、部门代表热论6个方案，很多消费者还对这些方案现场提出尖锐批评。

　　深圳的公交车票价不便宜，这是事实，即使考虑到当地工资水平较高这一因素，公交车票价依然在全国处于“第一梯队”。这种现状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上世纪末期，中国大地上“市场化”的启蒙运动正在朝着纵深发展，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诸多传统的公共事业因效率低下、服务态度不佳而久受诟病，其时，市场化改革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在这些行业风行一时。但时间告诉我们，公共事业的市场化不等于“一脚踢”，政府还必须有所担当。

　　因此，此次深圳首开先河，把听证会开成了降价会，为近年各地那些“逢听必涨”的公共事业单位们作出了表率，也让公众看到了政府在公共事业上回归公益性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希望，在公共产品价格听证上，这次“降价听证会”不会成为孤例。

　　然而，这种期盼并不能一味指望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道德自觉，而必须建立某种制度保障。这就首先要分析，为何近些年来中国的听证会一般都最终开成了涨价会？听证制度，最早形成于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算来也就短短十年历程。不难理解，在一片缺乏听证传统的土壤上，要想短时间内培育出健全的听证制度、听证氛围，这并非易事。它必须遵守一个成长、发育、成熟的客观周期。而在这一新生事物发育之初，它又难免被各种更强势的利益集团所左右，甚至成为其涨价合法化的程序性道具。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听证代表一致选择涨价幅度最高方案”的咄咄怪事也就并不奇怪了。

　　所幸，在听证制度不断发育的过程中，民意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人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听证会上出现了激烈交锋和争论，而“听涨会”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抨击。上月底，湖北高速公路通行费标准听证会上，代表质问“车辆通行费先试行后听证是否合法”，就是一例；几天前，中消协关于举行电信资费降价听证会的呼吁，又是一例。民意有如船舵，正越来越有力地矫正着长期被利益集团所左右的听证制度这艘航船的偏差。

　　而如果再往深处探究，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听证会什么时候能不再“定了调子”再来举行？现在的听证，惯常的“听涨”也好，偶尔的“听降”也罢，都是议程预先设好了的，听证会往往变成了“论证会”，听不听证差别其实并不大，民意代表对“涨”或“降”的大方向也基本无能为力。这多少背离了听证的初衷，更难免让公众感到失望。什么时候，听证会多一些实事求是、略带变数的结果呢？也许只有到了那一天，中国的听证制度才算是真正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