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挑战:和谐美梦还是对抗噩梦

　　埃维昂组织(EvianGroup)主席、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教授让·皮埃尔·雷曼(Jean-PierreLehmann)应邀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主持"中国与世界"分论坛,返回欧洲后,让·皮埃尔与同事分享了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感受,本报特约共享。

　　事实上,在大连以外,我们想不出几个地方能更形象地来描述"中国与世界"范式中的显著变化。

　　过去:受欺压的一卒

　　大连位于具有高度战略地位的辽东半岛,在满洲里——现在的称呼是中国东北地区——境内。大连行政区还包括正处于半岛尖上的旅顺港口——在西方历史书中它以"阿瑟港"的名字更为人所熟知。

　　1894年到1895年间,爆发了第一次(总共三次)中日战争。从19世纪开始,大中国文明和帝国就在不断的内战和外战交困中兵败如山倒。日本显示出早期的得胜态势并且从中国要求取得了台湾和辽东半岛。而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沙皇俄国也垂涎辽东半岛。该地区的港口是唯一一个不冻港,能够非常理想地用作跨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站。所以俄国对于日本的疆域野心势不两立。出于地缘政治,德、法加入到俄罗斯的一边。三"巨"头沆瀣一气对抗日本——当时称为"三国干涉还辽",以强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

　　没多久,俄国占领辽东半岛,建立了旅顺港。而在亚洲东北部区域(也是对东京的帝国野心至关重要的部分),除满洲里外,日本另外寻猎到一个大战利品,就是朝鲜。东京提议允许圣彼得堡自由统治满洲里,但作为交换,俄国人要让日本人接管朝鲜。俄国人拒绝了,于是日本就在1904年和俄国人开战,进攻并抢占旅顺港。

　　到20世纪早期,老大中国帝国沦为了国际地缘政治棋盘上无能的小角色。虽然中国本身没有像大部分印度那样被殖民地化,但帝国强权确实对这个国家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1895年战败给日本以后,西方列强中兴起了"切瓜"的狂潮,强迫北京授予租界。结果是正如中国1911年革命中民族主义领袖孙中山所说的,中国成为了一个"多国殖民地"——帝国主义团伙帮派的牺牲品。因此,当毛泽东1949年10月胜利挺进北京之时,他宣扬中国的"解放",在首次讲演中他声明:"永不允许中国再受屈辱"!

　　自信的今天

　　让我们快速切换回2007年,屈辱一词显然不再和今天的中国联系在一起。大连——宽阔而树荫茂盛的大道、众多的公园和休闲中心、一个庞大的占地有几个大教堂规模的博览中心、设计显要的摩天大楼与巨大的大学、科学和软件园——俨然是中国一个自信满溢的城市。而这个国家也成为世界的全球经济动力机,美国巨额债务的支付担保人,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市场的推动者和撼动者,未来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国以及2010年世博会主办国。

　　当然,这一切也不是没有经历风雨就得来的。以往历练从荒谬的——比如欧盟和中国在2005年夏季的"胸罩战争"——到比较严肃的——比如日本和中国在领土和能源上的冲突——到潜在灾难性的:华盛顿"中国恐惧症"的保护主义的抬头,对此许多美国商界发言人在此次大连会议上已经提出了警告。这是一个足以把世界拖回到上个世纪悲剧性愚蠢的鬼魅。

　　中西和谐与对抗的哲学

　　与此同时,中国人希望使世界安心——也使自己安心——中国人不会报复也不愿意看到历史重演血腥的20世纪(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在大连和所有中国城市中主要展示的词语,就是"和谐"。在Stradivarius小提琴中——以能演奏天籁般优美旋律而举世闻名——为图的巨幅画报下,说明文字是激励我们所有人参与建设和谐社会——"一个和谐的全球村"。

　　和谐是一个丰富的儒学概念。孔夫子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当时的中国处在各地方混战中。孔夫子宣讲:教化一种仁爱、慈悲、宽容、真诚、尊重、无私、勤勉、仁慈和良善的德性,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和平所不可或缺的。对我们西方人而言,耳濡目染的是马基雅维利人性恶的政治哲学,要说梅特涅独裁与权利政治"和谐"——听起来就相当奇怪,或者不如说是空想!我们相信的是冲突不可避免以及权力制衡。所以,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著名的美国逍遥学派大腕,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他从大连写作的文章("在中国的镜头下看伊拉克",2007年9月2日),把中国说成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对手"。"和谐"与"对抗"之间,显然不相调和。为什么弗里德曼把中国称为"对手"而不是"伙伴"或者是某些场合的"竞争者",我不敢肯定。不过他很明显是在迎合美国"中国恐惧症"的保护主义低级趣味。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套用一句著名的中国谚语:在21世纪之初,我们正处于"同床,一个合谐的美梦,还是一个对抗的噩梦"的当口。

　　我本人的观点是我们应当对"和谐"这一提法严肃地接受、观察并探索,不管它乍听起来有多么古怪。我们西方人不应该忘记,在20世纪(以及现今对伊拉克的入侵)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制造的可怕的"混乱"("混乱"是种温和的说法),有鉴于此,其他可选的范式、概念和政策是很值得我们寻求的。不要炫耀"弗里德曼式"的武力恫吓,让我们给"和谐"一个机会,并且和中国一起参与尝试实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其他的选择将是破坏性的。具体来说,我们必须协力建设一个正视21世纪动力与挑战的坚固的全球秩序——秩序能够加强和谐,以及合力建立一个活力的、包容性的、平等的、开放的全球市场经济,以规避无序和冲突。商界领袖对此可以发挥巨大的、高度建设性的作用。

　　(翻译:张秀英,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