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玩具召回事件看对坏消息的跨国需求

　　昨晚是中秋夜。中国人家庭团圆的节日。香港人张树鸿没有机会和自己的亲人一起过节了。一个半月前，他在自己工厂的仓库内悬梁自尽。据公开报道，张树鸿是因美泰公司（Mattel）玩具召回事件而死的惟一一人。从他的去世，我深切感受到中国耻文化的沦落（详见8月15日本专栏文章《目前需要知耻》）。

　　美泰原属产品名声大于企业品牌的一类公司，知道芭比娃娃的人肯定比熟悉“Mattel”标志的人多。直到今年，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其中部分油漆含铅的玩具即由张树鸿位于广东佛山的企业供应），美泰真正在全球范围家喻户晓了。在这一过程中，舆论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把美泰及其供应商放到无影灯下，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活体解剖。

　　时至今日，美泰玩具召回事件接近尾声，对舆论作用的反思渐渐加温。太平洋两岸对此事的种种观点重新被检视。这一次，解剖者从黑暗里走出来，慷慨就缚，躺上手术台。在美国，有评论认为，“中国制造”是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市场侵略，而当地民族主义主导的舆论争相为赚得盆钵满溢的供应商卸责；在中国，有评论认为，境外媒体夸大“中国制造”在美泰玩具召回事件中的责任是对中国崛起妖魔化的继续。

　　言者立场势同水火，真使一起跨国生产链上发生的经济事件扭曲变形？甚至成为可能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阴影？我不以为然。

　　全球化对新闻舆论产生了跨国需求。商品流通范围扩展到全球市场后，消除产品信息不对称的需求更趋复杂。一方面，价格只能传递供求关系的一般信息；另一方面，生产转移所追求的低成本挤出了供应链上的信息供应。很多关于制造、销售各个环节的特殊信息需要生产国、消费国媒体来传递。其中，对坏消息的需求使来自经济活动外部的舆论监督成为可能。

　　由于极端的立场招摇过市，总是先被注意到。批评者对坏消息的需求敏感且反感。他们更多注意到这些需求源自一种政治上错误的思想，却不曾发现这些需求本身的重要价值。对坏消息的需求意味着，有人愿意出钱买坏消息。它使坏消息有了价格。只要价格足够高，供给会源源不断。随着坏消息供给增加，必然导致对可能产生坏消息的一切活动的窥测，即外部监督。所以，当一国读者为大洋彼岸媒体上某个过激的标题愤愤不平时，同时应该想到，这些坏消息与恶言论虽属极端，却与那些客观的、公正的（有时，此二者也冲突）消息与言论一样，是收费的。正是为坏消息与恶言论付费者，即以个人收入订阅报纸、杂志的人，或者付出时间成本收看商业广告用以交换新闻报道的人，雇用了媒体、博客作者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深喉”们。他们花钱维持着一个对全球化生产的外部监督体系。

　　遗憾的是，坏消息的跨国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坏消息的供给仍属紧缺。如果在为张树鸿供应油漆多年的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附近也活动着坏消息供应商，他应该能活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