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万亿外储与货币战争

　　王 梓　 主持 本报评论员 　代 忘 　周慧兰　 整理

　　外汇储备已达1.4万亿，热钱不断流入，流动性推动股市、楼市节节攀升，通货膨胀预期有增无减——整个宏观形势令人惊喜，更让人忧虑。在此形势下，通胀或升值似乎已经成为必然的无奈之选，资产泡沫问题则在警示国人免遭“日本危机”。

　　人们不会忘记，1980年代中期，日元迫于外在压力签署了《广场协议》，此后，日元大幅升值。随之而来的却并非贸易顺差的减少，而是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M2和M3增速大大高于基础货币，实体经济投资机会和回报锐减，这使得虚拟经济成为投资焦点：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相互传导，急剧放大。日本的急刹车政策导致泡沫破裂，接踵而来的是“失落的十年”。目前中国的汇率利率政策，恰好跟1980年代的日本相反。当时日本本币大幅度升值，同时拉低利率；目前中国的道路是缓慢提高本币汇率，同时提高利率。我国这种“逆日本”路线是否可以看作是一条成功的路线？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么？相信谁也不敢打保票。

　　面对国内过剩的流动性和不断吹大的资产泡沫，人民币是否该一次性大幅升值？手握巨额美金，即将成立的中国外汇投资公司是否堪当大任？货币战争是否已经近在眼前？9月22日，“天籁之音·巅峰对话”第五场圆桌讨论移师广州，就以上问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钟伟新闻,钟伟说吧)、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货币战争》一书作者宋鸿兵、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兼南方日报出版社社长丘克军、本报副主编刘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就相关话题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接受了本报采访，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50期。（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唐学鹏摄）

　　人民币升值：“阴谋论”与货币战争

　　《21世纪》：十几年来，中国出口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美国等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让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是否有阴谋？

　　钟伟：我不认为让人民币升值是阴谋，是否有人能列举人民币升值对其企业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恐怕很少。对人民币升值的恐惧症是一种自卑感的表现。

　　无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是否是阴谋论，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是拉平中国财富和世界财富的差距，这样人民币就要升值，升值有利于境外投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

　　我们不仅要看到人民币升值正确性，也要看到其战略性。举个例子，依照1：7.5的汇价，中国的GDP大概是美国的60%-70%，但欧洲和美国的金融资产是其GDP的5-7倍，中国的金融资产占GDP的比率大概是2.2倍。美国的金融资产的规模是中国金融资产规模的15倍，从金融财富的角度看，中国的财富只有美国的十五分之一。人民币和美金不该有这样巨大的差距。中国现在是金融洼地，欧美的资产都是注水肉，我们现在也要成为部分注水肉。

　　陆磊：人民币的升值本身没有任何阴谋可言。中国产品价格在不断上升，也是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降利率不应该与通货膨胀同期存在。

　　宋鸿兵：有一些概念要弄清楚。一方面是不断创造出来的财富，另一方面是货币，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人民币的发行在最近两年偏快，对生活服务的购买力是下降的。美元发行速度更快。我觉得中国的资产要成为注水肉似乎不大可能，资产泡沫化之后，比如说买股票赚了很多钱，而没有买股票的人就亏了，在实际效果上加速了社会的两级分化。

　　《21世纪》：中国金融体系即将全面开放，怎么应对金融风险的提高？是否存在货币战争的危险？

　　宋鸿兵：有一种说法认为，国际热钱达到了3000亿美元，这些钱都在中国房地产业上。一旦人民币快速升值，各行各业成本都会上升，国外感觉中国经济失衡比较严重，国际知名学者可能会站出来一起指出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泡沫，然后热钱会流向海外，有可能爆发类似日本当初面临的金融战。如果中国国内各个方面没有警觉，从国际热钱的角度来看，也许是今年年底，也许是2008年，他们就会选择一个时机收网。

　　陆磊：如果爆发货币战争，中美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彼此不是跷跷板的关系。

　　钟伟：在人民币调整过程中，甚至在今后非常长的时间内，中国都应该保持极强的金融管制。在人民币没有达到市场水平之前，国内的资产都是被低估的。宝钢的市值是2400亿人民币，它拿出60%的股份与通用拿出6%的股份进行换购，看上去是非常公开公平的。但事实远非如此。现在允许国际大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相当于廉价大甩卖。

　　缓慢升值？一次升值？

　　《21世纪》：中国的本币在“７·２１”汇改之后一直缓慢升值，面对资产泡沫的严峻形势，您是否赞成一次性大幅升值？现在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后果是什么？

　　钟伟：我赞同人民币升值，不赞成说“一次性到位”。因为不知道到“位”在哪里。但肯定是一次性调整，要改变水煮青蛙式的外贸改进状况，也应使外资效应向更好的方向转化。

　　中日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相似之处。1973年到1985年日元每年升值5.1%。在第一阶段，日本完成了出口导向型战略，第二阶段，日本的制造业和国际影响力都没有变坏，第三个阶段是日本的泡沫崩溃。

　　1978年到现在，我们走过的历程跟日本一样，但两国有些方面很不同：

　　一是中国没有日本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第二个不同在于，为了对付房价股价的上涨，日本在1988年时比较慌乱，加息七次，紧缩的力度过大，这就导致了资产市场的泡沫破灭。现在中国国内面对同样的问题，但调控节奏相应比较温和理智，会让泡沫慢慢破灭。

　　最后一点是中国的学习曲线上升得非常快，我们用10年学会了做包含几百个零件的东西，又用10年学会了做需要上万零件的东西。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中国能够承受住人民币回升到正常市场的水平所带来的变化。

　　宋鸿兵：人民币升值是慢还是快，要考虑国外的风险。人民币应该升，而且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可以一次到位，但是现在的条件不太适应，目前热钱非常看好国内市场，对人民币升值很有野心。一旦快速升值后，这些热钱随时可能从中国市场上流向国外。

　　丘克军：对人民币一步到位升值，我还是有疑虑。

　　第一要解决升值带来的订单外流问题；第二要解决工业化初级阶段农业人口转移问题，我国还有3.5亿农业人口，其中的2.5亿要转移为城镇人口才达到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下。相对应美国数据是1.6%，欧洲是2.4%，韩国是6%。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导致订单价格提高，中国制造优势丧失，农业人口转移放缓，工业化步伐也会放慢。

　　第三是如果人民币币值与发达国家缩小，消费、投资与外贸三驾马车当中，外贸这一块速度会降下来。要想好相应的后招。

　　陆磊：人民币汇率的一次性调整不失为一个好政策，但没有官方可以定下来的一个汇率值，问题是要取消汇率变动限度，均衡只有靠市场发现。

　　目前没有观察到中国的产业在转移，还没有看到可竞争的对手，定单不一定会转移。我关心的是周边哪些国家的股市和楼市值得让外资转去投资，只要升值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危害，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另外如果国际金融市场出现问题，我担心境外投资者可能会出现破产的问题。

　　钟伟：如人民币缓慢升值，定单是逐步外流，其成本主要是外贸经销商和厂商来共同承担。如果在人民币一次性升值情况下，所有的厂商都会调整出口报价，英国和欧美的进口商要么不接受，要么接受，定单转移的难度大得多，而且印尼和孟加拉距离中国制造业的水平还很远。

　　人民币升值，外贸肯定会受到冲击。但根据调研的数据，外贸企业从总体来看是受益的。有70%的厂家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受损，30%的厂家受益，但后者的受益总金额是前者受损总额的4倍。

　　是否会失去外贸这个引擎，我还是打问号。即便人民币汇率有明显调整，但我还看不到在出口能力上有能跟中国相比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我们现在的投资是不足，而不是过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公共投资不足，政府在给国民提供清洁的水、安全的食品、便利的道路、良好医疗与养老等方面投资都是非常不够的。

　　《21世纪》：就狙击国际热钱而言，一次性升值是否是一种比较好的应对策略？

　　钟伟：从中国的情况看，一年之内进来的资金过多。我们定位于长期投资型资金，根据人民银行的反洗钱局的数据，1999年到2005年投资资金流动大概是3000个亿，我们可以估计，从1999年到现在，长期的投机资金不会少于5000亿的，如果稳定了，可能在相当时间内的事情并不会做，该套利的套利，该套现的套现，所以我们的决策都是在不同的情况做下的决策。

　　宋鸿兵：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这3000亿美元的热钱有巨大的获利空间，就有极为强烈的套现欲望，而次按引发的金融问题爆发后，美国恰好又出现了现金荒。

　　我比较反对在现阶段一次性剧烈升值。现在只要让人民币缓慢升值，有本事热钱就慢慢耗着。在快速套现的想法破灭之后，它们慢慢会撤出中国市场。

　　陆磊：在目前的情况下，正因为美国金融市场产生结构性缺陷，中国更会是有激励性的市场。是否有热钱撤出，我还是持相对怀疑的态度。无论是什么样的投资资金，无论是赚到多少钱，肯定会落到央行的储备上，即使你要撤出时，恐怕中央银行不能一步到位。

　　万亿外储与“中投”方向

　　《21世纪》：中国外汇投资公司的基本架构也在逐步完善，您认为中投豪华的团队是否注定外汇投资的成功？您对它的信任有几分？我们看到，中投入股百仕通并不是把所有的投资精力都放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而是将很多精力放在中国，比如入股蓝星集团。这相当于借中国人的钱又投回到中国，拿了中国的流动性，倒一下手，又添到中国流动性的池子里。

　　陆磊：我认为中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行政干预的程度。

　　第二个是投资团队的问题，有很多专业人士成为中投公司的人员，会对它的经营带来好处。我并不赞成其组建一个很豪华的团队，根本问题在于这个公司的目标和定位，绝不能把中投公司弄成一个宏观调控者，它仅仅是一个商人，一家公司。

　　刘晖：主权财富基金（ＳＷＦ）的规模到上一年度已经达到２．５万亿美元，已经超过对冲基金，而且因其具有国家背景，说引人注目也好，说树大招风也罢，其投资行为具有不同的波浪效应。有媒体称主权财富基金运作很多时候具有跨国国有化色彩。因此，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拇指政策”，也就是最基本的定位。刚才大家谈到中投公司是一个商人，的确，像主权财富基金这样的投资运作，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是追求长远投资目标的最大化，如果目标太多，有很多靶心的话，容易适得其反。

　　钟伟：美国要求中国增加透明度，说中国把钱投入到美国的基金，需要把自己的投资组合和投资人告诉它，否则它就不知道中国要干什么，会认为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活动将给市场带来很负面的影响。这是在瞎扯，现在除了上市公司公开募集的股票要披露信息之外，私募基金全都不会公开。

　　陆磊：中投公司成立后，有可能自觉不自觉被当成有宏观调控目标的决策性机构。外汇储备是公众靠出口换回来的，财政部发债，然后找中央银行置换外汇储备，一定要对公众负责。中投公司要保证投资的安全性。

　　宋鸿兵：总的来说，不要进行风险性太高的投资。公司里应该有战略分析机构，或者是战略分析人员，比如美国的次按危机，要能够提前1-2个月预测出来。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考虑投资时还是要有战争的思路。商场如战场，得有迂回，西方的一些机构都是不透明的，如果中国把全部的东西都透露出去，对手会直接掌握我们的意图。

　　《21世纪》：很多声音建议外汇储备应该投资于黄金、资源类的大件商品。您怎样看待中投的投资方向？

　　宋鸿兵：依照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现在的局面，我认为进行金融投资时应采取保守的局面，在收益和安全性两个原则中，要更强调安全性。真正好的资产没人会卖给你。如果把目标面向高收益的投资，中投很可能面临高风险。

　　而保守的业务，我比较赞同黄金类的资产。中投去收购资产，可能背后会有国内的一些企业推动。在中国的工业化高速发展过程中，买一些石油、黄金储备，中国的长远发展用得着。

　　中国现在的黄金储备是偏低的，600吨。在国际上，黄金的交易量非常低。如果中国在交易账户上出现想购买黄金意图，对方马上会警觉，所以不太可能由央行来收集黄金，应该由民间零敲碎打地去购入。

　　钟伟：中国要增加黄金储备，但黄金本身也不保值，20年黄金价格没有什么变动。

　　（本报评论员唐学鹏对本论坛亦有贡献，时间关系，内容未经嘉宾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