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从起飞走向成熟：彰显以人为本(图)

　　方栓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以人的全面发展来谋划中国的未来

　　主持人：党的十七召开了。这将是一次关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历史性重要会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们自然要回首过去，同时要对未来趋势有所展望。你多年从事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也有不少心得吧？

　　方栓喜：近几年，不光是我们自己，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和基本脉络。改革开放已经搞了近30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整个改革发展的大篇章、大布局，相当重要。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大家比较关注诸如经济是否过热、房地产价格调控、资本市场走势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大国的未来发展来说，不能把目光总是盯在短期的、局部的事情上。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我们从自身的基本国情出发，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方略，又能够长期坚持，这是过去30年虽有小的或局部的问题、但总体上取得巨大成绩的关键。如果放眼整个历史，可以说，我国正处于150多年来发展的最好时期。

　　下一步怎么办？需要我们在历史进程中把握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性，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其中，确立什么样的发展价值观，尤为引人关注。

　　我国自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把人的主体性作为发展的首要价值。确立这样的理念，其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大思路。由此，必将引发我国新阶段改革开放出现新的大格局。

　　这里，在评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一个重要观察点是，我国已经基本走过了经济起飞的发展阶段，正在开始向成熟阶段过渡。而在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向成熟阶段的过渡，仍然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

　　当然，新阶段的改革开放，与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既有一脉相承的一面，也要有新的发展，这就是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发展观。所谓以人为本的改革发展观，就是改革要逐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使多数人能够不断分享改革的成果，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试金石。

　　我国已走过经济起飞阶段，开始向成熟阶段过渡

　　主持人：你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也就是我国已经基本走过了经济起飞的发展阶段，正在开始向成熟阶段过渡。具体怎么来看呢？

　　方栓喜：当前，大家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么这个新阶段到底怎么来断定呢？我认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比较贴近我国的现实。

　　罗斯托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多个经济成长阶段：

　　一是传统社会，其特征是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要地位，消费水平很低，存在等级制，家庭和氏族起着重要作用。

　　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

　　三是起飞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解释，起飞就是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实现起飞需要3个条件：一是较高的积累率，即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二是要有起飞的主导部门；三是建立能保证起飞的制度。

　　四是成熟阶段。这是起飞阶段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虽有波动但仍持续增长的时期。其特点是，现代技术已被推广到各个经济领域；工业将朝着多样化发展，新的主导部门逐渐代替起飞阶段的旧的主导部门。

　　五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

　　按照罗斯托的分析框架，我国建国前的社会可以看作是所谓的传统社会阶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可以看作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改革开放至今的近30年，恰好符合经济起飞阶段的基本特征。

　　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们保持了10%以上的积累率，工业部门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也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彻底地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1978年到2006年之间，我国GDP总量年均增长9.7%，由3645.2亿元增加到209406.8亿元，2006年是1978年的57.5倍。人均GDP从2000年的7858元增加到2006年15973元，达到了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水平。

　　在1978年到2006年之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45%，由1132.26亿元增加到38730.62亿元，2006年是1978年的34.2倍。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7.21%，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17606.9亿美元，2006年是1978年的85.3倍；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6.74%，由1.67亿美元增加到10663亿美元，2006年是1978年的6385倍。

　　那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很高，投资率仍居高不下，仍具有起飞阶段的一些特征，凭什么说起飞阶段完成了呢？这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了。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达到11%，恐怕仍不成问题。但是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民间，都明显地觉察到了现在这种高增长背后潜在的风险。比如说，资源环境的挑战，尤其是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高增长得不偿失，按照“十一五”规划要求，节能降耗达标任务艰巨。对于这种超出国力的增长，速度高已不再是好事了。

　　为了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新理念。在这一系列新理念当中，把过去的“又快又好”发展变成“又好又快”发展，不再一味求快。这便是在发展理念上走向成熟的反映。

　　最近两年，有许多提法，从“中国崛起”到“和平崛起”，再到“和平发展”等等，非常引人关注。我认为这一系列词汇的演进，是从一个高度热情到高度理性转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开始形成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心态和大国理念。

　　这些从经济生活到社会观念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都是我国从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进入成熟阶段，要在国家战略上关照人的全面发展

　　主持人：那么，走向成熟的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理念上会有哪些升华？尤其是在价值观上会有哪些调整？

　　方栓喜：在我国，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4年了，其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恢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应当说，这是顺应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客观规律而做出的国家层面的战略安排。

　　在经济起飞阶段，经济总量的增长非常重要，没有超常的增长很难叫做起飞。无论是过去的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无不是以经济总量快速扩张为主要特征。在经济起飞阶段，个人对于经济发展，更多地是作为工具性而存在。大家都致力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较少地消费，这本身也是起飞的基本条件。

　　但是到了成熟阶段，各国都面临着发展战略的转型。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就是人的主体地位如何确立的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成为一个起飞阶段的国家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我们面临如下两大任务。

　　第一，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生产能力空前扩张之后，大家仍不消费怎么办？比如，2000至2005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5.3%、36.5%、37.9%、41.0%、43.2%和42.6%。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0至2002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5%、21.4%和19.9%，在2002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而我们的消费率却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是61.4%下降到2004年的54.3%,进一步下降到2006年的50%。

　　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能仅仅扮演劳动力的角色。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坚持廉价劳动力是我们的优势，农民工工资上涨会削弱我国的竞争力。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算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是好事等，放在经济起飞阶段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来临，这些观念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再固守这些观念，就会产生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异化问题。

　　第二，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型。起飞阶段之后，能够转变为发达国家的，几乎都是通过人力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替代，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兼顾。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当不足，比如，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水资源、石油、铁矿石、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8%、45%和26%。从1978年到2004年，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投入贡献为68%，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仅为32%，而且近几年还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许多经济学家对资源环境问题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但从本质上说，资源环境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都是因为人的发展，而不是自然资源的增多造成的。如果人本身的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资源环境问题就很难成为发展的瓶颈。

　　20世纪众多的发展理念中，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成为主流，绝不是偶然现象。他认为，发展就是人们可行能力（实质自由）的扩展。在这一理念下，发展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过他们自己想过的有价值的生活，但其前提是每个人都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阿马蒂亚·森比较好地处理了人的工具性和目的性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具包涵着鲜明的政策含义，就是要国家在战略层面、政策层面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