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应担起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历史使命 -搜狐财经

　　主持人记者黄丽珠

　　特邀嘉宾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

　　策划人手记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这是我们党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正式使用这种提法。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提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新的目标比“十一五”规划更进了一步。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人均GDP翻两番目标是在优化结构、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未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应该更多地关注环境、资源与能耗等因素，实现“绿色经济”、“绿色信贷”并最终实现“绿色GDP”。

　　我们还注意到，十七大报告对金融业发展部署的任务更加具体和细化。“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些新理念、新提法、新要求，在热切呼唤金融业界的响应与密切配合。今天，《理论周刊》邀请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以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三位经济金融专家做客《圆桌对话》，就十七大报告中有关经济金融业的论述，进行解读与深度剖析，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他们的经济金融智慧。

　　针对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刘慧勇的理解是，对GDP的这种增长要求，不仅是数量上的，还应当在质量方面有充分地体现，依据科学发展观，增加的应当是绿色GDP。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很多方面做工作，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基础投资。

　　针对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观点，赵锡军认为，资本市场是涉及金融投资领域最直接、最广泛的场所，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增加创造财富的机会。因此，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使广大投资者公平、公正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投资回报率，让老百姓的金融资产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是现代金融体系要解决的一个艰巨任务。

　　针对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的论述，曹红辉提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货币、银行等内容，而且包括金融市场。随着金融创新的进展，又派生出各类金融市场，可以说，金融市场已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因此，针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各种需求，建设各种形态的金融市场，就成为中国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关键任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依据科学发展观，它将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绿色GDP”。十七大报告还提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整体目标。其目的是使金融体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促进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体系的完善，健全金融市场、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使中国经济真正强大起来，使中国金融真正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具有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今天刘慧勇、赵锡军、曹红辉三位经济金融专家做客《圆桌对话》，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为达到上述目标仍将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 诠释“绿色GDP”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等的基础上，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投资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在总量而在结构。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如何理解“翻两翻的目标”，现在我国投资领域的“短板”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慧勇：我理解，对GDP的这种增长要求，不仅是数量上的，还应当在质量方面有充分的体现，依据科学发展观，增加的应当是绿色GDP。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很多方面做工作，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基础投资。这里所说的基础投资，除了通常讲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之外，还包括居民普通住房投资，因为普通住房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实际上也属于社会基础投资。投资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是基础投资短缺。主要表现在交通、能源、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国民教育、城乡基础设施和城镇居民普通住房等方面的投资建设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虽然有所加强，取得显著成绩，但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以能源与环境保护投资短缺状况为例：我国是全世界水电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然而，由于长期忽视和抑制水电投资，我国的水能开发利用比率很低，大量的水能资源长年累月白白流淌，这是世界能源的巨大损失。我国风电的开发利用情况，与此类似。这不仅多烧了大量的煤和油，而且使我国的人均电力用量达不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我国显然应当进一步加快水电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在环境保护方面，我国企业和政府的投资都明显不足。近年出现的多起严重水污染事件，向人们敲响警钟，环境保护投资到了非增加不行的地步了。

　　以城乡基础设施投资短缺状况为例：无论从解决交通堵塞问题，还是从减轻城市空气污染与节约能源的角度考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都应当优先发展轨道交通。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镇人口增加和饮水卫生标准提高，客观上要求城市自来水和污水处理产业加快发展。基于同样的原因，公园绿地和休闲广场等其他市政设施显然也需要进一步加快建设。此外，在农田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我国都是长期投资不足，形成很多欠账，这是有目共睹的。

　　记者：为实现“绿色GDP”宏伟目标，我国应建立怎样的现代金融体系？

　　曹红辉：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货币、银行等内容，而且包括金融市场。随着金融创新的进展，又派生出各类金融市场，可以说，金融市场已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因此，针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各种需求，建设各种形态的金融市场，就成为中国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关键任务。如何围绕金融市场的各种特点，改革传统的金融体系及金融机构，使之适应于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也使各类投融资主体能够在各类金融市场中满足其相应的需求。这一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就是引进多元投资主体，形成多种所有制结构的过程。

　　这一体系的结构应是合理的，无论是市场主导，还是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其要义都是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既不应脱离实际需要，也不应滞后于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阶段性需要。而究竟何种结构才是最适合的选择，也不应主观地下结论，而应由市场自身来决定。但基于中国转型经济加新兴市场经济的特点，金融决策及管理部门可以对此提出整体的结构性安排和制度性设计，为市场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如适应创业类企业融资需求的创业板市场就不应与主板市场相对立，而应将其视为资本市场多层次的组成部分，以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需要。同样，适应多类型企业需要的场外交易市场也是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应从市场的实际需要作为政策制定的判断依据。这二者已成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的重要内容，不能因为担忧其引发市场风险，就抑制其发展，同时也遏制了企业的融资，抑制了相关的经济活动，导致市场结构失衡，由此诱致的过多噪音则扭曲了市场的信号。

　　记者：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深刻含义是什么？

　　赵锡军：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体系的牌子还只是“中国制造”，是一个“生产大国”，在金融上不是一个大国，更不是一个强国。“生产大国”只为别人打工，我们要富裕起来，就必须大力发展金融业，要提供多种多样的投资品种，使更多群众有机会取得财产性收入。只有拥有投资性的财产，才能更快地积累财富。“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而房屋、土地、收藏品等不动产由于其先天的独占性与不可分割性，不能同时为许多人民群众所分享；只有有价证券等金融资产才可能同时为许多群众所拥有。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到今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个。资本市场是涉及金融投资领域最直接、最广泛的场所，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增加创造财富的机会。因此，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使广大投资者公平、公正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投资回报率，让老百姓的金融资产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是现代金融体系要解决的一个艰巨任务。

　　记者：各级政府在实现“绿色经济”、“绿色信贷”与“绿色GDP”中应发挥哪些作用？

　　刘慧勇：优化信贷结构，实现“绿色信贷”是实现“绿色经济”、创造更多“绿色GDP”的根基。

　　首先，加强环保投资将直接增多绿色GDP。

　　从国民生产总值核算的角度说，环境保护投资短缺，会减少GDP，而且被减少的这部分GDP，基本上都是绿色的。要大幅度增加环境保护投资，必须严格立法，对污染企业规定更严格的处罚标准，对污染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后果严重，还应当考虑判重刑。还要大力克服对污染企业的地方保护主义。

　　其次，加强交通、能源和城乡基础设施投资，从多方面增多绿色GDP。

　　制定符合客观发展需要的铁路建设规划，大力发展使用电动力的轨道交通，适当推广电力炉灶和电热取暖等，既可从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又能够从优化消费方面，增加绿色GDP。事实上，能源交通和城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后，就会有力地促进国内外旅游、新兴产业、医疗卫生和国民教育等众多绿色行业快速发展。这类行业的快速发展，将以更大幅度增加绿色GDP。

　　加强能源交通和城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主要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并允许其实施更加积极的建设规划，不要轻易地进行压制和干预。二是制定一批专项立法，规定现代化社会必要的一些基础设施必须达到的水平，以法律促建设。譬如，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立法规定大城市的地铁运行网络必须达到一定的密度，地铁站到居民小区的距离不得超过500米等。

　　第三，加强公共卫生与国民教育投资，从三产方向增多绿色GDP。

　　在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中，城乡卫生设施和国民教育设施的投资建设，创造实物GDP；所提供的服务，增加的是第三产业产值。而这一部分GDP，基本上都是绿色的。要切实加强此类基础投资，除了要制定一批专项立法，如规定自来水必须达到生饮标准，城乡中小学都必须建有符合现代化教学需要的教学楼并免费开校车等，以良策促发展之外，还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多做工作。一是加强卫生防疫的宣传教育，使人们更加重视公共卫生问题。二是切实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对经济发达、信用度高、债券购买力强的地方，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公债筹集所需资金；对经济落后、信用度低、债券购买力弱的地方，上级政府应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第四，加强城镇普通住宅投资建设，从投资与消费两方面增多绿色GDP。

　　城镇住宅建设活动本身是固定资产投资，居民购买住宅后，其每年每月的折旧，都统计为当年当月的消费额。以人为本，按照环保、节能、舒适、美观、宜居的标准，加大城镇住宅建设力度，能够从投资与消费两方面，大幅度增多绿色GDP。客观需求是最大的发展动力。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加快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倚重住宅建设。

　　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明确加大供给的总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设法充分释放市场供应、政府与单位保障两条渠道的内在潜力。就市场供应而言，急需打破房地产开发商的联合垄断，允许并且鼓励本外地一切资质高的大型建筑施工企业，投标城镇普通住宅开发。与此同时，城市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规划，加快住宅建设用地供应。就政府与单位保障而言，需要明确划分用人单位和市区政府的住房保障责任。从理论上说，就业者的住房保障责任，主要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失业者和最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责任，需要由其居住地的政府担负。免除用人单位对职工的住房保障义务，由政府承担过多的住房保障责任，在实践中既难于兑现，又损伤纳税人的利益。

　　◎ 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刻变革

　　记者：十七大报告提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从当前金融业发展的走势看，全球金融体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演变，它们正在逐步融合成一个综合化的金融引擎。对此，你怎么看？

　　赵锡军：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及其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强国肯定离不开一个发达的、具有合理结构与完善的功能、能够高效安全运行的强大金融体系的支撑：要么是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要么是一个发达的银行体系。美国经济的强盛离不开其发达的资本市场；英国经济的强盛得益于其强大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这两个经济强国都是依靠发达的金融市场这一引擎来引领经济的发展，而欧洲大陆和日本经济的强盛则更多地依靠其发达的银行体系作为引擎来引领其经济发展。可以说，没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或者发达的银行体系、就不会形成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就支撑不起经济的发展。

　　一个发达的现代金融体系涵盖了由银行、证券、保险这三个主要金融行业和其他各类金融机构以及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各类金融市场，具有合理结构和完善的功能，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和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经济发展和民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具备宽广的广度和足够的市场深度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冲击，能够高效率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支撑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又能够实现安全稳健地运行、有效化解各种风险。

　　从当前金融业发展的走势看，最突出的表现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不断融合，投资银行业和商业银行业在不断地并购和联合，组成综合性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全能银行集团，不断开拓原来不属于自己的业务，如商业银行向投行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市场的拓展。这在美国和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在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设立金融服务管理局，这两个国家在金融业的综合化经营方面已经走在前面。欧洲大陆和日本曾经以发达的银行业著称，也在不断地向银行业之外的领域融合，向全能银行的方向发展。如欧洲大陆最大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也在大力拓展其资产管理、私人银行、资本市场、投资银行的业务。两种金融模式，无论是发达的金融市场，还是发达的银行体系，如果说曾经是引领英、美、日本和欧洲大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两个引擎的话，那么，它们现在正在逐步融合成一个综合化的金融引擎，这就是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

　　◎ 中国综合化金融体系的建立

　　记者：当前，中国正处于历史和现实的十字路口。从现实来看，我们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都不发达，还不足以承担起金融引擎的作用，如果照搬英美或者欧洲大陆以往的模式，分别独立地发展两个引擎或只依靠某个引擎来引领经济发展，一方面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与当前金融业的国际发展趋势不相符合。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赵锡军：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的模式，少走一些弯路，但是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抓紧时间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更好地融合，更好地发展。尽管挑战非常大，但是如果我们将两者更好地融合起来，造就一个功能更加完善的综合化金融引擎、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获得更好的支撑，发展也会更顺利一些。

　　如何将两者更好地进行融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十七大报告报告提出：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同时，还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首先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消除综合化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其次，是要解决目前金融市场不发达、融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要发展各类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解决目前过度依赖于银行机构间接融资的不平衡局面，同时要不断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扩大直接融资。当前资本市场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公司债市场不够发达，债券融资比例太低。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还没有健全。目前仅有主板市场和中小企业板市场，结构比较单一，“优化结构”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那么，要在继续做好上述两个市场的同时，推出创业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丰富市场的结构。在扩大直接融资方面，除继续扩大股票发行、提高上市公司股票流通比例外，关键是要迅速扩大公司债的发行规模。

　　要实现综合化经营，是离不开处于市场第一线的金融机构的实践和探索的。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各类金融机构并不是没有意愿或者说没有基础条件搞综合性的发展，但它们的竞争力普遍不强，主要是自身的能力不足，包括熟悉资本市场的人才储备和业务技术、专业能力、缺少风险约束能力的制度框架，等等。

　　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对中国金融机构而言，提高竞争力，不必拘泥于英美模式或者日本或欧陆模式，不必苛求某一个模式，怎样发展有利就怎么发展，既可以发展全能银行也可以发展金融控股公司。中国有自己的金融业发展道路，完全可以根据现有条件发展自己的综合性金融机构。

　　曹红辉：发展金融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应从完善金融功能的角度出发。因为金融体系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为各类投资者和融资主体提供投资对象及融资服务的，其基本特点就是服务于经济发展需要，服务于社会的各类投融资需求。能否有效满足各种需求也是衡量金融体系的功能是否完备的关键。各类金融机构最终也应围绕改善这一功能的目标展开活动，而金融监管体制也应适应这一特点。包括金融衍生品在内的各类金融创新活动都是适应金融市场内在的对各种功能需求的表现。因此，应由市场来主导其活动的必要性、范围及风险管理等，而不是由监管当局来决定它的一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能否向现代经营模式转变，提高其整体的市场竞争力，也取决于其能否根据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及时有效地改进其业务创新能力，提高治理绩效。

　　还应从全社会资金配置的角度改进金融市场体系的效率水平，使金融体系成为全社会资金资源配置的核心场所，为产业升级、企业发展、消费者生活等提供金融服务。通过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风险评估及管理机制、以及收购兼并机制等实现配置的效率优化。

　　同时，维护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安全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基本保证。它受制度、技术、管理等方面因素影响，也影响实现上述其他目标的程度。因此，应将系统安全建立在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与配置高效的基础上。同样，也不应将维护系统性安全与实现其他目标对立起来，而应辩证地看待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今年8月以来，美联储针对次级房贷危机，采取了包括降低利率等一系列措施，其目的在于维护金融的稳定性，虽然也存在基于通货膨胀的担忧，而对降息存有疑虑，但该政策却是遏制短期金融危机蔓延的必要手段。

　　记者：上述多个目标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府部门在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准确地确立其地位，避免错位和越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这一体系建立的进程。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主要是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而不是参与市场的具体活动。对此，你有什么政策建议？

　　曹红辉：为实现上述目标，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就必须同时对现有金融体制及监管体制进一步进行改革，把目前进行的银行业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与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为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奠定制度基础，提供微观保证。而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才能使之逐步成为体系健全、开放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获得国际性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赵锡军：要实现综合化经营，在金融业的监管方面需要创新。目前“一行三会一局”的监管格局，是比较严格的分业管理，虽然有一个联席会议制度，仅局限于沟通信息，没有事实上的联合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管方面需要有更多的创新。现在综合性的金融机构已经出现，金融机构的业务，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的交叉，如银行业的基金类业务，将来还有可能出现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开展融资融券和结算等银行业务，必须要考虑跨行业的监管问题。目前，对于综合性的金融机构，我们还没有建立必要的法律框架，应在《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不同的法律基础上建立一个针对综合性金融机构的法律框架。在目前“一行三会一局”的监管格局上建立新的监管框架，或者赋予联席会议更大的功能。

　　刘慧勇研究员。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投资领域的主要问题在结构不在总量；降低投资率的正确战略方向是增加消费而不是压缩投资。出版《投资规模论》等十余部专著，发表研讨宏观经济和投融资理论政策问题的论文200多篇。

　　赵锡军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共出版专著3部，主编教材4部，译著8部。在各类期刊上共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有两项成果分获“第五届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论文二等奖”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第七届优秀金融论文二等奖”。

　　曹红辉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历任世界银行金融咨询顾问、APEC资产证券化专家咨询小组成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多家银行、基金及企业金融顾问、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金融市场、公司金融等。主要出版著作有专著《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