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方针

　　策划人手记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勾画出中国经济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的方向，并对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和部署，引起了金融业界的热烈反响。继上期《理论前沿》周刊邀请专家，就十七大报告中有关经济金融业的论述予以剖析之后，本期“圆桌对话”栏目再次请来三位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度解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吴念鲁认为，报告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认为，报告针对中国流动性过剩的难题提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要求，提示我们要具有国际视野，立足国内多管齐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结构金融室主任殷剑峰则认为，科学发展观贯穿整个十七大报告，如何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金融发展模式和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将成为未来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

　　主持人 记者 姜欣欣

　　特邀嘉宾 吴念鲁/教授

　　 王自力/研究员

　　 殷剑峰/博士

　　作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成为贯穿整个十七大报告的一根主题红线。贯彻和运用科学发展观，对于推动金融发展模式和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发展之根本

　　记者：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在向经济强国的迈进中，靠什么来支撑庞大的中国经济体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十七大报告对此是如何阐述的？

　　吴念鲁：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勾画出中国经济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的方向，尤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阐述。报告指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科学地、完整地把拉动我国经济的三大需求的顺序作了战略性的改变，把消费需求提升到第一位，以消费、投资、出口需求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主要应由国内的消费支撑，发展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根本所在。然而，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特殊阶段，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9%，处于历年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居民储蓄高达16万亿元，但是分配不平衡，20%的人占有80%的储蓄，这种储蓄结构决定了居民消费倾向偏低，造成储蓄过度、消费不足。当国内经济无法吸收大量储蓄时，必然有一部分储蓄以外汇（外贸顺差）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由于某些制度性障碍（如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国内投资一定程度上被具有优惠条件的外资所挤占。

　　要减少国民经济的波动，使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改变投资增长方式，必须降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与此同时必须扩大内需，逐步实现储蓄、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扩大消费需求不仅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人均”概念的引入受到广泛瞩目。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经济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以人均衡量，则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十七大报告之所以强调“人均”，即不仅着眼于经济总量增长，更在于突出国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综合国力，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让百姓生活得更好。为此，增强全民消费能力，让百姓敢于消费、善于享受发展成果，是增进百姓福祉的重要体现。

　　记者：但是，要实现上述目的，强调扩大消费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作用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伴随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贫富差距在逐年扩大。那么，如何才能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呢？

　　吴念鲁：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必然涉及到改善收入分配机制的问题。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尤其是强调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更多关注低收入者和工薪阶层居民的收入。同时，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所有人能够享受到基本的保障，分享到发展的成果。通过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为扩大全民消费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公平环境。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主要指财政的分配，由于区域性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均衡，财政分配应体现如何尽可能让每个公民公平拥有发展的机会。十七大报告还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使每个人获得起点的基本公平，因此，教育经费的使用、其他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都要体现公平的原则。报告还首次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因为低收入者往往只有靠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获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有可能缩小和富有者的财富差距，更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具体而言，就是政府要拓展渠道，提供更多的机会，让覆盖面更广的普通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同时，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让老百姓安全、放心、明白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比如，当前随着股市的火爆，不少股民，特别是一些基民从中获取了财富的增值，这也意味着，过去主要是通过财政提供公品产品和服务享受国民经济的成果，现在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我们还必须深刻认识到资本市场对经济强国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财富效应的增加，必然有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

　　十七大报告把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位要素，而且根据我国具体的实际，从减少贫富差距到改革收入分配、从完善社会保障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从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到发展完善资本市场，这都是为了扩大和改善消费需求而采取一系列具有基础性、开创性的改革。

　　多管齐下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记者：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国际收支失衡，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带来央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国内流动性过剩、进而推高资产价格等一系列难题。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表述对于下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有何指导意义？

　　王自力：针对宏观经济调控中出现的这一系列难题，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讲话，化解中国流动性过剩的难题，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国际视野，立足国内多管齐下。国际视野，就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本质上是全球流动性泛滥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流动性过剩折射出了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解体，但并没有完全坍塌。美元仍是国际交易的主要清算货币和储备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仍然受到美国强有力的影响。美元的一举一动仍然影响着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运行。近段时期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美元将严重贬值，近而引发新一轮全球资本的大流动，金融动荡发生的几率日增。在这样一种市场预期下，与美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中国经济所承受的来自外部过剩流动性冲击的压力变得越来越突出。

　　记者：面对国际收支不平衡、流动性过剩的严峻考验，我们应当如何以十七大报告为统领进行科学筹划？

　　王自力：我认为，除了上面谈及的国际视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立足国内，从堵、疏、蓄、调多管齐下。

　　所谓“堵”，即堵住外部资金向国内流入的通道，缓解流动性继续向国内涌入；所谓“疏”，即疏通内部流动性向国际市场回流的通道，释放内部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让国内过剩的流动性重新回到国际市场。所谓“蓄”，即做大国内资产池这个水库的容量，使得这个水库可以安全容纳更多的流动性，防止资产泡沫的扩大。所谓“调”，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

　　首先，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根据市场规律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真实反映市场资金需求的汇率形成机制。

　　其次，开辟更多适合中小投资者的投资渠道。热钱牟利离不开资产价格的炒作，目的就是将处于信息不对称劣势下的广大中小投资者引入伏击圈。因此，积极疏导国内大中小投资者盲目跟风的投资意识十分重要。同时，应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开辟更多适合中小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满足广大居民保值增值的需求。例如积极发展人民币、黄金等贵金属交易等，藏富于民，同时也可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外部汇率剧烈变动可能带来的货币风险损失。

　　第三，提升金融资产内部价值，扩大市场的资金容纳力。在“疏”、“堵”结合缓解国际流动性向国内流入和扩大国内流动性向国际市场回流的同时，注重提升市场对流动性的吸纳能力，做大资产池这个盛装流动性的水库的容量。在利用超额的外汇储备扩大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以提升国家整体资产价值的同时，加快优质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步伐，同时加快已在海外市场上市公司向国内市场的回归，扩大国内金融市场对流动性的吸纳能力，防范过剩的流动性造成资产价格的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出现。

　　第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最根本的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局面。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我们要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不唯GDP论英雄，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来稳步调整经济结构，采取切实有效的财政税收政策加强收入分配的调节，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缓解广大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增加即期消费，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更为协调。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以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契机，加快企业税收制度的改革，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加大税收对外贸出口的调节，以平衡国际收支，降低外部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此外，要适时调整利率水平，抓住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时机，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使利率工具真正能够在货币政策的运用当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厘清金融改革次序

　　记者：十七大报告强调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上的科学发展。金融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传递价格信号、配置资源、化解和分散风险的中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加快金融发展模式的转变呢？

　　殷剑峰：在我看来，如果金融发展主要依靠效率低下的简单规模扩张的话，整个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很难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粗放模式转变为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集约模式。就金融发展而言，在自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的五年时间里，我们已经在银行业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汇率改革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应该看到，依靠简单规模扩张的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个金融体系以传统银行业为主导，金融发展主要依靠存款和贷款的规模扩张。现代金融体系应该是由竞争充分的各类金融机构、互联互通的各类金融市场和纷繁多样的金融工具构成。在这样的体系中，充分市场化的利率和资产价格可以引导稀缺金融资源的配置。然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业集聚了90％以上的金融资源，资本市场残缺不全，最重要的金融工具是存款和贷款。由于存贷款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业的盈利模式几乎完全依靠受到管制的存贷款利差。正是因为缺乏竞争对手、缺乏替代存款和贷款的金融工具以及可以获得垄断性的存贷息差，银行业具有天然而又强烈的扩张存贷款规模的冲动，而金融创新的动力较之规模扩张的冲动则要弱得多。

　　第二，资本市场始终没有摆脱单一层次的格局，依然主要依靠少数行业、少数大企业来扩张市值规模。现代资本市场是一个包含各类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多层次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投资者可以依据其财富水平和风险偏好来选择不同的投资工具，企业可以根据其规模、发展速度、市场评价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融资工具。然而，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受到过多行政管制的单一层次体系。其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市场类型上，以股票市场为主，公司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先天不足，这不仅使得传统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维系，也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缺乏风险分散的机制；在上市公司的行业类型上，主要依靠的是银行业和地产业两个板块，而这两个板块在当前都不能代表中国经济、金融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方向；在上市公司的规模上，依然以大型蓝筹企业为主，有利于促进创新、扩大就业的小企业难以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

　　为了支持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需要加快推动由行政管制向市场化监管的改革，促进各类金融机构自主创新的能力，促进公司债券市场、场外股票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并同时积极推动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唯如此，才能够降低传统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份额，才能够建立高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才能够改变依靠规模扩张的金融发展模式。

　　记者：转变金融发展模式是一个紧迫的现实任务，但是，在了解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现实条件的前提下，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畏首畏尾？

　　殷剑峰：十七大报告的亮点是科学发展观。贯彻科学发展观，其基本要求就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而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到转变金融发展模式这一任务，其关键就在于把握一个合理的金融改革次序。从金融发展理论和各国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看，金融改革的基本次序应该是：第一，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主要包括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金融机构和整个利率体系的市场化改革；第二，汇率机制的改革；第三，开放资本项目。打破这样的次序，在理论上不可行，在实践中是金融动荡、甚至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例如东亚金融危机）。而沿着这个次序，适当加快改革步伐，则能够收到又好又快的效果。

　　记者：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金融发展模式的转变和金融体系改革的加快，对此有何积极的促进作用？

　　殷剑峰：民生的改善不仅依赖于财税体制、养老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也应该是金融体系的重要任务。金融体系对改善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通过建立场外股票市场和面向农村、小企业的信贷融资机制可以支持小企业发展，减少城乡差距，增加非农就业。不过在当前，住房问题应该成为金融体系着力于改善民生的最重要方面。

　　住房保障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按照保障对象的范围，可以将住房保障制度分为针对全体居民的普遍性保障和针对少数群体（例如低收入家庭、少数民族、退伍军人等）的特殊保障。普遍性的保障制度是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基石，而特殊保障制度则是为了扶持弱势群体，体现社会公平。按照所采取的保障手段，又可以将住房保障制度分为供给面的保障和需求面的保障，前者系由政府直接出资建房并分配给保障对象，后者则是政府利用财税和金融手段来增强保障对象购买力的措施。

　　从各国住房保障体系的情况看，特殊保障通常属于财政体制的范畴，多采取收入补贴和直接提供廉租房的方式；而普遍保障由于保障范围广，需要的财力大，多采取金融手段。例如，美国的普遍住房保障制度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证券化模式，通过证券化方式来间接地支持住房按揭贷款的发放；德国采取的是住房储蓄银行模式，通过低存低贷来支持居民购房；新加坡采取的是住房公积金加公共组屋模式，一方面强制雇员和雇主交纳公积金，一方面提供廉价的公共组屋。

　　与新加坡的公积金模式类似，目前，我国普遍住房保障制度主要依靠的就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然而，由于机制设计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目前的公积金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公积金的覆盖面狭窄，未将那些脱离了农业、农村的就业人员纳入到城镇住房保障体制中，难以发挥普遍住房保障制度的功能，并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其次，各地的公积金管理中心事实上都在从事金融信贷业务，除了资金来源（归集）与银行不同之外，其本质就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对于这些机构，目前不仅没有专业的监管机构、统一的监管标准，而且，其经营模式也是效率低下、风险隐患极大的行政管理模式。为了发挥公积金制度的住房普遍保障职能，同时提高其经营效率、降低金融风险，我们急需将其纳入到金融体系中来。在对公积金的运行模式、监管体制进行重新设计之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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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十七大报告新提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建设”到“发展”。十七大报告在纵论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转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开始了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新征程。

　　二、一条伟大道路和五条具体道路。十七大报告在反复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还提出与之相配套的五条具体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越来越清晰，具体路径越来越明确。

　　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首次纳入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生动体现。

　　四、翻两番：由“总量”到“人均”。十七大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〇二〇年比二〇〇〇年翻两番。”这一目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五、“生态文明”首次写入报告。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报告还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继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

　　六、“统筹兼顾”多种重大关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摆上重要位置。十七大报告在“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论述中，除了阐述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之外，还特别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表明，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方法”之一。

　　七、把“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扩展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信息化”的增加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

　　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 （新华社）

　　吴念鲁 著名国际金融专家。曾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际金融研究》杂志主编，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撰写和主编十余本金融专著与教材，在中国金融对外发展战略、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研究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王自力 研究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西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从事过博士后研究。曾组建并出任中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海南珠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湛江市中心支行、广州分行任职；现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院长。

　　殷剑峰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结构金融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金融学专业博士，曾获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近年来，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学术刊物发表了多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文章，主持、参与过多项社科院重大课题、社科院金融所重点课题以及各部委和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委托课题，并有专著、译著和合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