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字当头，为晋商的关公信仰做了最好的注脚，并成为中国伦理式诚信的极好演绎。在传统的伦理诚信日益瓦解的今天，西方宪政土壤里长出来的契约式诚信，又被笃信为现代化的不易之道。关公能不能穿上西装？青龙偃月刀能不能换成机关枪？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把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与西方引进的契约准则有机融为一体，实现伦理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关系的伦理化
在介绍与研究晋商的文章书籍中，几乎离不开诚信问题。
关公式信仰与宪政式传统
有一个现象，鲜明地反映了晋商诚信的特色，但却没有被学者们深究，这就是晋商的诚信与关公崇拜的关系。对于晋商而言，关老爷比财神更重要，尤其是在各地的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中，关公的神韵随处可见，会馆供奉的主神是关公，其建筑的样式也基本上属于关庙格局。后来，关圣帝君干脆就变成了武财神。这不仅仅因为关公是出自解州的山西乡党，更是因为他身上包含了乡土中国的最高价值准则。
官方对关公的解释，重在“忠”字；民间对关公的崇敬，重在“义”字。忠和义，都是典型的伦理观念。所谓诚信，不过是义的表现形式而已。但是，中国传统的“义”是有逻辑对象的。就拿关公来说，他只会对刘备讲义，而绝不会对孙权讲义。曹操用尽方法，按小说的渲染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赏赐无数，最后的结果却是“封金挂印”，不辞而别。对这种各为其主的“义”，曹操予以充分的理解。因为这种义是建立在事兄如父的纲常伦理基础上的，这正是传统儒家学说强调的“亲亲”原则的演绎。
这种伦理，使传统中国构成了一个亲族社会和熟人社会。所有的道义，首先在亲族那里发挥作用，然后扩展到熟人圈子。这个圈子会呈现出滚雪球式的扩大趋势，从最亲近的人向外逐次扩展，以道义决定的诚信强度也逐次衰减。虽然曹操没能赢得关羽对刘备那样的忠诚，却也换得了小说虚构的“华容道”捉放之恩。如果完全是生人，那情况可能就有点不妙。所以，中国人的道义以及由表现这种道义的诚信是看人下菜的。
西方也形成了他们的诚信准则。但这种诚信同中国人的伦理式诚信大不一样。他们的诚信建立在契约基础上。中世纪的封建制，通过分封采邑建立了国王和贵族、领主和附庸的权利义务关系。附庸不履行兵役和劳役义务，领主就有权收回采邑；领主不保护附庸，附庸就有权另找领主，或请求法庭给个“说法”。在这种局势下，贵族要忠于国王，但又可以反抗违背契约的国王，由此产生了欧洲式的法制传统。以英国为例，1215年，英国的封建贵族不满约翰王违背传统横征暴敛，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领导下反抗国王，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英国的宪政传统由此建立。
这样的传统使得欧洲式的诚信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以熟人、亲属为前提，而以规定权利义务的契约为前提。一方的诚信必须有赖于另一方履行义务方能实现。如果一方违约，甚至会导致兵戎相见，国王违约也不例外。这种兵戎相见不是中国式的叛乱，而是源于国王也不得不认可的权利。欧洲后来的革命，不管是尼德兰、英国还是法国，其正当性皆本于此。
可见，中国传统的诚信以关公为象征，是一种伦理式诚信；而西方传统的诚信以英国的大宪章为象征（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情况），是一种契约式诚信。这两种诚信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的诚信要承担的是道义责任，而欧洲的诚信要承担的是契约（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在一定意义上是无限的，而契约责任肯定是有限的。例如债务，在中国是父债子还，而且还天经地义；在欧洲则有“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之语，即责任不能转嫁给他人。当年的晋商，如果东家的资本是十万两，而家产有百万两，那么这个商号超出十万两以外的债务绝对跑不了。如果东家的家产不够赔，他的保人、子孙也一个都跑不了。如果他只承担十万两的责任，那就明显不合道义，路人也看不过眼，更不要说亲近之人。
欧洲的情况恰恰相反。一名骑士，接受了封地从而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假如兵役期为三个月，三个月一到他会立马走人，多一天也不干。至于国王的安全，服役期间骑士不尽责会失去荣誉，期限一满则即刻与他无关。欧洲有个国王就吃过大亏。他在同邻国打仗期间，没有记准手下士兵的兵役期，正在节骨眼上，有一半多士兵的服役期到了。他们在到期前一天还在顽强作战，到了服役期满这天，立即不管打仗输赢，呼啦啦回家去了。
中国传统的道义责任是不能用法律约束的，靠的是自我约束和道德自律。当然，外在的压力也是有的，这主要表现为道德声誉的压力，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礼治”传统。对于晋商来说，名声一旦倒了就会彻底玩完。而西方的契约责任靠的是法律约束，发生权利义务的争议就上法庭，即使是国王也要服从法律，由此产生了司法独立的雏形。如果国王不听法官的也不要紧，还有宗教领袖（大主教或教皇）可以仲裁，甚至会请个外国名人来充当第三方。法国国王就曾为英国国王和贵族诸侯的冲突当过调停人。
显然，两种诚信有着巨大的差别。接下来的问题是，两种诚信的差别出自何处？
部族式起点与契约式源头
中国的国家起源同西方不一样，所以两种诚信有着起源上的差别。在中国古代的国家诞生之时，并没有打破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以血缘、亲缘关系结成的氏族部落，在夏商周三代依然如故。中国早期的国家并非疆域清晰，而是按部族活动范围形成的。区分国民的标准不是居住地和职业分工，而是血缘和亲属关系。所谓宗法制、分封制、国野制，说穿了是一回事。凡是本族，就是同国。“国人”即同族，“野人”即外族。这种状况直到战国的郡县制出现，才有了根本的改观。
正因为中国古代国家是部族国家，所以，在政治统治上的原则是“亲贵合一”，在治理方式上是以礼治国。这种社会结构自然就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方略。治国首先要齐家，齐家首先要修身，家国同构，由此而产生了忠孝同构，为国尽忠和为父尽孝是一个道理。汉代选官，察举的基本科目是“孝廉”，就是这种准则在人才评价上的反映。历代王朝对官员的“守制”（辞职为父母守丧）格外重视，也是这种准则的折射。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所以聚居基本固定，即所谓“安土重迁”。这使得血缘和亲缘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且与地缘关系交织互补。随着社会的发展，狭隘的家族血缘关系已不足以维系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于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这种伦理观点和规范会渗透至“外人”。最便捷和最基本的方式是把“外人”变成“熟人”，再变成“自己人”。晋商对待“相与”（山西方言，最初指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指生意伙伴），绝不仅仅是生意伙伴，更是人际关系的伙伴。如果仅仅从商业互惠角度看待“相与”，那么1936年双发公杨东家给复盛公乔东家磕个头，就减免了一半债务（2.8万大洋），可以说是一种愚蠢。然而，乔东家是精明的，他赢得的是人望、道义和声誉。
要把陌生人变成熟人关系，需要较长时间的人际磨合。但经商总有面对生人的时候。“一回生二回熟”，如果对方只同你打一次交道怎么办？晋商的策略是多管齐下，其中最主要的“管道”就是担保责任和官商勾结。依靠担保防止一次性诈骗，依靠官府对“生人”予以强制。官商勾结，无非是把官员执掌的面向陌生人的公务关系变成熟人关系而已。从这一点上探求官商勾结的源头，可以补充寻租理论的某些缺失。
如果说中国早期国家是建立在部族地基上，那么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西方国家则是建立在部族的废墟上。以希腊为例，其城邦国家形成后，治理的基本方式就是社会契约。正是因为这一社会基础，西方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中才会诞生出社会契约论。欧洲早期居民的社会流动性远远大于传统中国。古代雅典不是以农立国，而是工商立国，靠贩卖橄榄油过日子，因此很早就有了沿地中海的拓殖活动。由地中海到北欧再到亚非，逐渐扩大。后来新航路的发现只是把拓殖由欧洲扩展到了全球。拓殖的海上迁徙基本上不是家族式的，而是职业式的，即所谓“有用的同伙比自己的亲属更重要”。这种过程中，结社、契约、仲裁发达起来，最终使西方走上了现今的道路。
伦理与契约的两难之局
由于现代化范式是西方开创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以西方为楷模。这一过程一般从器物的模仿开始，再到制度的移植，最终走到观念与价值准则的引进。在这种过程中，多数学者会认为，西方的契约式诚信是现代化的不易之道。因此，无论是从理性分析角度，还是从情感认同角度，都会对西方式的契约式诚信予以较高评价，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赋予其不验自明的真理性。但笔者认为，伦理诚信和契约诚信并无优劣之别。它们是不同社会进化的产物，就像人类的肤色差别一样，不能说白皮肤就优于黑皮肤或黄皮肤。
管理学有一个基本准则，就是追求相应思想和方法的适用和成本。再好的思想，如果缺乏适用条件，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被现实改造得面目全非。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不遗余力地推行了不少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事倍功半。迄今而言，中国尽管已变成了世界工厂，但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我们的竞争优势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从制度成本的角度来看，中国移植西方模式的制度成本恐怕远远超过了原产地。
问题在于，伦理式诚信能不能作为现代化的思想支柱？说尖锐点，关公能不能穿上西装？青龙偃月刀能不能换成机关枪？现代化浪潮摧毁了滋生伦理式诚信的社会基础，我们能否寄希望于传统的复归？要复归传统，就要承受瓢食箪饮的简陋；要现代化，就得放弃熟人社会的坦然。西方范式的现代化在中国处于两难境地。
感叹人心不古，倡导伦理式诚信，稍有不慎，就会同现代化的走向和法治化的要求背道而驰。那些提倡“汉服”的传统斗士可曾想过，所穿的汉服是不是妻子手织的？如果用的是机织布，那就已经背离了传统。再追溯下去，“有机事必然有机心”，这种倡导是不是投机就大有可疑之处。《秋菊打官司》的矛盾与冲突，全部集结在秋菊不过是想借助现代司法为自己讨一个传统式说法，而现代司法的逻辑结果却并不能满足秋菊的要求。
而试图以现代化手段建立契约式诚信，则会同民众习惯发生剧烈冲突。在西方人看来，在合同上签字意味着对上面规定的事项负责；而在中国人心里，在合同上签字意味着双方已经变成了准熟人关系。法律如果不考虑这两种内涵的不同，就有可能双输。例如古董买卖，按传统惯例，买了赝品（以卖出方不违反行规惯例为前提），只能说买者眼力不济，自认倒霉。按传统，买了赝品的主儿会把自己的失误当作耻辱，而不能责怪卖者。但按现代的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卖主的这种行为属于欺诈，要严厉惩罚，这种惩罚又因为与行规惯例的冲突而得不到有效履行，其结果就是传统被法律破坏，法律被传统消解，传统与法治俱失。近代以来中国的屡次现代化努力，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问题。
目前，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已经出现了某种令人担忧的迹象，即传统的伦理诚信被瓦解，而新型的契约诚信又未能建立。出路在何方？
伦理契约化与契约伦理化
完全寄希望于以传统的伦理诚信支撑现代社会，非但不能促进现代化，反而有可能引起倒退，塔利班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完全寄希望于引进西方模式建立契约诚信，会遭遇到无形的甚至是不自觉的抵制，陷入看不见摸不着的传统场域，最终消解至无影无踪。或许，中国可以融合二者。这不是以东方智慧去拯救西方，而是寻求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处。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问题。孔子曾经与叶公讨论“正直”这一概念。叶公认为，儿子证明父亲犯了盗窃罪，这就是正直。而孔子不以为然，认为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为了亲亲而互相隐瞒过错，这才是正直。对此，古今政治家和法学家不乏争论，但亲亲相隐得到了传统中国法律体系的正式承认。汉宣帝地节四年的诏书规定：“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外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大明律》也有类似的规定。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三等亲以内的姻亲。显然，1949年以前的中国法律体系，一直对法与情的关系遵从伦理准则，“屈法以从义”。至于“大义灭亲”，只不过是要求“亲”服从于更高的“义”，比如谋反、叛逆等等，即使属于亲人也不能回护，这并不违反伦理准则。
与中国的“亲亲相隐”比照，西方社会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从不得自证其罪出发，也有与中国“亲亲相隐”类似的法律规定，但这与中国的“亲亲相隐”貌似而实不同，它来自于权利义务的相应界定，这种界定的性质是社会契约。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把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与西方引进的契约准则有机融为一体，实现伦理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关系的伦理化。回到晋商的例子。晋商当年的兴盛发达不全靠死守传统。以用人而言，晋商的基本准则是“用乡不用亲”。显然，“用乡”是传统伦理的继承，而“不用亲”则是传统伦理的修正。可见，晋商已经对传统伦理的某些内容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又以不破坏伦理中的“道义”精神为前提。近代晋商的没落，又恰恰与不知通变求达密切关联。通变求达并不一定要求彻底摧毁传统，而是以人为的努力来推动新的“惯习”形成。从这种思路出发，可以回答篇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有赖于当代中国人能承继传统的伦理式诚信，在现代化的契约式诚信建构中，容纳伦理式诚信的精神内涵。作者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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