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应成为资本市场规则的内在逻辑

　　在经过一番重新打磨砥砺后，诚信建设这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工程终于再一次被监管层提起，不过与过往作为文化和道德的诚信不同，这一次监管层直接将诚信定位为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日前出席“第四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时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动诚信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建立”。

　　加强诚信建设，监管层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从周小川的“诚信是行为规则，也是一种文化和道德”，到张育军的“诚信体系和信用体系”建立，尽管措辞有所差异，可就诚信作为资本市场基本制度而言，并无根本不同。毕竟，市场诚信建设不可能建立在口头上，而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诚信建设，诚信应当而且必须成为资本市场规则的内在逻辑，并体现在资本市场具体制度和规则的精准设计上。

　　以资本市场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自律监管制度和证券法律公开制度为例，诚信规则几乎是贯彻始终的，譬如公司法第147条对因经营不善破产而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在破产清算后3年内不得担任董事的规定等。当然，正如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制度既展现了证券诉讼制度诚信的一面又展现了其失信的一面一样，诚信作为整个资本市场规则的内在逻辑，其展现的也并不全是既有制度的亮点或闪光的部分，而是还有负作用，这也整体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当下的证券制度建设实践中，完全意义上诚信建设的艰难。

　　实际上，放眼当下中国的证券市场，健全“三会”制度，鼓励、保护所有股东公平行使权利，继续深化国企制度改革，推动国企并购重组制度，无不与诚信体系的建设紧密相连。有关分析表明，证券制度的失效或错位往往首先是由相关市场主体的背信或失信引起的，中国的“三会”制度之所以运转不畅，股东权利得不到公平行使，国企重组之所以腐败丛生，一个根本症结就是诚信没有深入到这些制度和执行者的骨髓之中。而这，单靠说教显然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辅之以更为刚性的制度。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尽管中国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组织等与西方成熟市场不同，不过，在建设诚信市场和将诚信揉入现代证券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方面，下面一些配套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根本的：

　　首先，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诚信义务制度。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承担独立责任限制了股东承担的风险，并实际上降低了公司董事、经理层的个人责任，进而导致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等，这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诚信的缺失。为了促进整个市场的诚信建设，有必要借鉴西方成熟市场做法，在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己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诚信义务制度。

　　其次，失信者个人责任追究制度。这里指的失信者主要是公司董事和管理层。在公司法律人格下，股东、管理者和相对人的责任被近乎神圣地阻隔，导致公司股东或管理层往往借公司法人人格之名行背信之实，从而导致诚信义务在相应制度中频频被架空。新修改的《公司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义务进行了规定，但还不够明确，建议借鉴美国的SOX法案，并配以失信者信用记录制度，明确要求失信的高管或董事及其控股股东与公司一道对失信行为承担单独或连带责任。

　　第三，以中介职业监督为中心的失信者发现机制。由于历史原因，国内曾一度形成行政监管机构独家监管诚信义务遵守情况的“一元”监管失信发现格局，这种格局在市场初期发现市场失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可随着整个资本市场的壮大，原有的“一元”失信发现格局已很难适应现实监管规则的需要，以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为中心的失信者发现机制由于其发现渠道的专业性和精确性而逐渐被西方成熟市场所接受。建议国内资本市场在尽量挖掘各种“公力”失信发现管道的同时，在行业准则制定方面，有意识强化中介机构的诚信责任，特别是无限责任形式中介结构的诚信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市赛德天勤律师事务所） (来源：人民网－《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