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多数患者给医生送红包称是"随大流"

　　“孕妇死亡事件”发生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使医患关系讨论再次走进人们的日常话题之中。在本报记者围绕医患关系的采访中了解到，为了解决医患矛盾，在成立了医患关系办公室之后，今年年初，协和医院又成立了社会工作部来加强医务人员与患者间的沟通。据介绍，卫生主管部门也对此展开了专题调研。

　　现状调查

　　手术同意单考验承受力

　　如果时间能倒流，在同仁医院的候诊大厅里，来自山西运城，今年30岁的李国清决不会买那份北京的报纸来打发时光。因为那份报纸的一篇报道，他刚刚和妻子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交谈，更重要的是他还开始更担心一件事——自己5岁的儿子李朝鸽的白内障手术。惹李国清夫妇发生口角的是一篇孕妇死亡的报道。现在，李国清也面临着一个和那个事件中惹众人咒骂的男子一样的问题，在自己亲人的“手术同意单”上签字。

　　目前，李国清已经交了手术预交押金。与此同时，他还领到一张“北京同仁医院白内障专科手术同意单”，并需要在上面签字。他和妻子的矛盾就源于此。在这张手术同意单上，第一句话是：“我知道做此种手术存在以下危险性和可能性……”而接下来的表述，更让他们紧张。

　　李国清的妻子很担心签字后，那些白纸黑字、有些术语自己甚至都看不懂的后果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儿子头上。在这一点上，李国清表现得比妻子更有信心些，并不断劝慰妻子。面对“手术同意单”、“眼科超声波检查报告单”等一摞纸张上的“玻璃体、晶状体、后囊浑浊……”等密密麻麻的术语，李国清表示，此前儿子已经做过一次手术，有些地方，他还能看得懂的。与医院打交道的几天里，李国清表示，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也很有耐心。耳闻中的“红包”、“紧张的医患关系”并没有走进他的视野。

　　多数患者送红包“随大流”

　　据了解，2006年6月，北京医科大学曾经在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了《医患关系现状及对策研究》的问卷调查。

　　问卷显示，在医患关系紧张的责任问题上，医生方面，认为主要责任在政府的，占58%；患者方面，认为主要责任在医患双方的，占47%。在就医过程中医患关系调查中，64%的医生表示在工作中受到过患者或其家属的辱骂和人身攻击；70%的患者方表示在就医时没有受到过医务人员的不尊重对待。调查结果还显示，红包基本上都是患者主动送或随大流送的，医生暗示所占的比例仅占1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党支部书记李新萍表示，“应该说，在送红包问题上，整个社会环境、医患双方都应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如果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医务人员，肯定是不公平的。”

　　毕业生体检钻“红包空子”

　　目前正值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高峰期。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毕业生供大于求现象不断增强，今年用人单位多实行“差额体检”，即在公布录用结果前体检，之后再公布录用结果。因此许多毕业生在用人单位公布体检单位后，纷纷开始托关系送红包以防意外。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航天桥附近的某医院。体检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有些用人单位的体检中，仅心跳速度过快一项，就能淘汰一半毕业生。“向医生送红包，少则一千，多则两三千元。”李医生无奈地告诉记者，学生还没工作，他们哪来的钱。“我的许多同事都有过受托的经历，这些学生似乎将红包当作是救命稻草，如果医生不收下，他们就会死缠滥打，直到医生收下他们才能安心。”晨报记者王猛

　　医疗费用最易引发纠纷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和仁和医院，是大兴区规模最大医疗设备最先进的两家医院。大兴区人民医院宣传科的杨主任表示，医患矛盾的产生主要问题是在费用方面。由于认为医疗费用过高，患者常“发脾气”、“抱怨”，为医患纠纷发生埋下了伏笔。但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不是医院所制定的，其中的冤枉也是有的。

　　“也有因为看病着急而产生的矛盾。”杨主任说。在前不久，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发烧的孩子来医院就诊，由于当天的患者较多，不得不排队等候。但爱子心切的夫妻想“加个塞”，就和同来看病的患者发生了口角。随后，在为孩子治疗的过程中辱骂护士，并打了护士一巴掌，见状，医院不得不报警。“某些医护人员的工作方式的确有待改进,为此，医院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她说，在每个治疗科室内，都设有意见箱，并设有信访部门。但同时记者也发现，由于担心引发出不良后果，多数医院的意见箱少人问津。晨报记者张硕

　　原因分析

　　非盈利性医院要“创收”

　　北京市的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中心B超室主任、教授张丹代表表示，比起其他国家，我国政府对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公益医院财政拨款的匮乏，导致医院多手术、多收病人入院才能维持生计。“这就导致了非盈利性医院与患者之间形成经济利益关系，而非简单的医患关系。”

　　同样，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博导向红丁也表示，国家国民经济在增长，但公共卫生投入却越来越少。有些医院公益投入仅仅1%，其他全靠自己创收。相比国外，我国医生的地位与收入都还有差距。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北京有的二级医院，医生工资才1000多元钱。这只能导致医院为创收，多看病人，开大处方。”

　　张丹代表建议，“医疗机构的改革方向是必须要区别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对非盈利性医疗机构从财政上保障其开支和人员工资，尤其要加大对基层承担公共卫生职能的医疗机构的支持力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患者对疗效期望值过高

　　张丹代表还强调，社会的进步，使患者逐渐提高了个人保护意识，医疗纠纷的比例也在增加。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在成为医疗纠纷被告时，还要为法官提供必要的证据，即所谓的“举证倒置”。而这一后果是，“为了规避以后可能出现的官司纠纷，迫使医方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既要完善必要的检查，还要尽可能实施更多的相关检查，以保证一旦成为被告时，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其结果必然是既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费用，也加大了医患矛盾。”

　　李卫平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医务行业是在背黑锅。公立医院其实是政府职能的载体和延伸，它不仅要治疗，而且要承担防病、教学和研究。在这个角度上，政府就应该担当更多的宣传功能，指导大众正确就医，宣传日常保健、卫生政策。

　　同仁医院党支部书记李新萍认为，尽管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患者对医学知识的缺乏和对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专家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一个事实是，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楼大门的右侧，竖立着一块醒目的大布告牌。布告的内容是“卫生部、公安部要求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的通告。该通告的第四条为：“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要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良好医患关系。医患双方发生医疗纠纷时，患者和家属应按法定程序解决医疗纠纷，不得寻衅滋事。”

　　积极应对

　　建议成立专家仲裁委员会

　　对于此次“孕妇死亡”的事件，同仁医院党办负责人杨敦干也有他的看法。如果仅仅因为患者没有专业知识或者无法自己行使决定权时，就让医生代替行使的话，那么以后医生就有任何理由来侵犯病人的决定权。其实，理性地看，法律如此刻板地设定最终是为了保护患者。

　　向红丁认为，此次“孕妇死亡”事件的教训也值得深思。“比如说，在今后的操作中，怎样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在立法补充上，能不能建立一个两人以上专家构成的仲裁委员会，遇见类似的情况后，迅速地做出裁定。”

　　成立社会工作部沟通医患

　　为了解决医患矛盾，在成立了医患关系办公室之后，今年年初，协和医院又成立了社会工作部来加强医务人员与患者间的沟通。

　　盖小荣，北京协和医院社会工作部的主任。此前，她曾经在该院医患关系办公室工作过6年。据她介绍，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协助医患之间的沟通，疏导医患过程中的抱怨。“医患之间的矛盾，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由于专业知识的壁垒，病人的确需要知情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医生的话，患者很难"听懂"。”

　　盖小荣举了个例子，有一位病人曾经向她抱怨，医生给他讲了半个钟头，他一句没听懂。盖小荣表示，尤其是大医院，每天前来就诊的患者很多，医生不可能为每个患者都花费过多时间去解释病情，这就需要有人来把医生的话转化为通俗的语言耐心讲给患者。此外，患者的期望值过高，不能面对现实，也是容易和医生产生不融洽的一个原因。这两者间的中间角色扮演者就是社会工作部。

　　盖小荣介绍说，老协和医院早就有社会工作部。现在等于说是把它重新拾起来。“在国外，100张病床必须要有1个社会工作者。他们的任务就是了解患者，减轻医生的负担。目前，协和医院社会工作部共有4名工作人员，负责该院东院的800张病床。而在上世纪30年代，协和医院200张病床就有30名社会工作者。”

　　盖小荣介绍说，卫生部也已经认识到这些社会工作人员在改善医患关系中的作用，并对此展开了调研。(记者 范睿平)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