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巴迪：睡狮在中国苏醒

　　如果你是一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你面前摆着的是这样一个糟糕局面：这个职位很可能无法给你的职业生涯带来任何“政绩”，即使能有成效，也是你的继任者去收获和享用你辛苦劳作所结出的果实。

　　2007年，本刊记者对张剑炜做过三次专访。每一次张剑炜的心情都不一样。

　　今年5月，记者第一次采访张剑炜时，庞巴迪的运输集团刚刚与广州地铁公司签订全自动捷运(APM)系统合同，长达4公里的珠江新城中心区捷运系统预计将于2010年6月建成。

　　“运输业务今年好的不得了。”谈起这个项目，半年后张剑炜的笑容依然灿烂。确实，庞巴迪运输业务今年在中国出尽风头。除了广州地铁捷运项目外，庞巴迪及其中国合资公司今年获得的合同还包括为武广高速客运专线提供信号系统（2007年8月），为上海地铁7号线提供192辆地铁车辆及牵引和控制系统（2007年5月），为铁道部提供500台货运机车（2007年2月）。

　　11月，更大的好消息传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笔购买铁路客运车辆订单——一份40列16车编组的高速动车组（共640节车）订单落入庞巴迪的口袋。

　　“5个订单，4个创纪录，这得益于我们在运输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相信年底前还要再签订一个合同。”从1999年来到中国负责运输业务，张剑炜从零做起，很少有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觉，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记者第二次采访张剑炜是在今年6月，正值庞巴迪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庞巴迪将参与中国一航一排5座的ARJ21 -900机型研发，以增强ARJ21系列的竞争性，同时探讨ARJ21-900与庞巴迪C系列飞机的共通性。

　　这一次，张剑炜的心情却很复杂。

　　“我们的宇航业务目前在工业合作上谈的特别好，但在支线机的销售上很痛苦。”张剑炜说。

　　对庞巴迪来说，在中国市场，其运输业务正处于收获季节，而宇航业务却还刚上路。过去，庞巴迪宇航在中国被认为“架子大，傲气大”。中国曾经找到庞巴迪，希望在支线飞机制造上展开合作，但遭到庞巴迪的拒绝。结果让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后来居上，与二航集团成立哈尔滨安博威公司，在中国组装并销售ERJ145系列飞机。

　　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庞巴迪为其傲慢在中国付出了代价。目前ERJ145飞机已经拿到了中国市场60多架订单并进入了交付期，而从2001年到今天，庞巴迪没有在中国卖出一架飞机。

　　“很多人对庞巴迪的宇航业务有偏见，2005年我刚接手宇航业务的时候，大家对庞巴迪的印象很差。我记得当时我们提出要跟中国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人家像躲瘟神一样不想也不敢谈。”张剑炜不无感慨地说。

　　从2005年全面负责庞巴迪在中国的宇航和轨道交通等所有业务开始，张剑炜迅速出击，逐步修补公司形象，大力拓展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力度与广度。2006年，庞巴迪与一航集团下属沈飞公司签订合作合同，由沈飞公司转包生产庞巴迪公司研制的68-78座高速双发涡桨支线客机冲8-Q400的前机身、后机身和尾段等大部件。

　　“Q400是在全球卖得最好的飞机之一，机身放在沈飞来做，这是大部件。转让技术干的非常好，已经交付了两架，正要交付第三架。”如今记者第三次采访张剑炜时，他已经充满了信心。“目前我的工作重点和精力已经开始向宇航业务进行倾斜。”他说。

　　“尽管目前看着一个一个订单被别人拿去还是感到心痛，但这两年我们的宇航业务进步很快，开始有了一个落脚点和平台。”张剑炜说，“目前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庞巴迪宇航也会像运输业务一样最终被中国客户接受。”

　　“不为现在的失策而在将来付出代价”

　　——专访庞巴迪中国区总裁张剑炜

　　《商务周刊》：宇航这块责任田，您这两年耕作得很痛苦吧？

　　张剑炜：我是从负数做起。从零开始还好，白纸可以写最美丽的文字，而我当时面对的是满张墨水涂改的一张纸。

　　运输方面我们好得很，但宇航方面，看着别人拿订单却没有你的份儿，非常痛心。如果庞巴迪当年没有放弃那么好的机会，今天的宇航业务在中国肯定比运输还要成功得多。

　　我们这两年干了很多事情，而且我们做的很快。在技术转让上，庞巴迪做得很够意思，真正把中国当作战略合作伙伴，任何一家外国公司都没有这样的气魄。

　　《商务周刊》：您在接管宇航业务之前，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不提出反对意见以让总部重视中国市场？

　　张剑炜：当时我可以去争取，去解释，但是没有用，因为当时我不负责宇航业务，只是支持宇航业务。而且公司有报告的程序，我是负责运输集团业务的，跨国公司里很讲究职务和责任。不是你的管辖范围，你硬是插手，别人会觉得你在争权夺利。公司太大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商务周刊》：庞巴迪以前在宇航方面由于没有做出快速反应而吃了大亏，那现在有没有对决策机制进行疏通呢？您个人的决策权大不大？

　　张剑炜：在中国的跨国公司高层，你敢不敢讲实话，你是看领导眼色行事还是把自己的风险置之度外，这才是关键。如果你没有这个思想，你就很难做。关键是你要让老板有危机感，我甚至在总部开高层会议的时候，说了很多竞争对手的好话，以至当时有同事质疑我“为谁工作”。

　　我一直说，你不爱国就不会对自己的公司忠诚，不对自己的公司忠诚你也不会爱国，职业的道德和道义的道德同等重要。忠臣往往没有好下场，但是不能够因为没有好下场就不去做。

　　《商务周刊》：既然您说庞巴迪的飞机好，而且庞巴迪是世界最大的支线飞机制造商，但为什么在中国卖不过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张剑炜：中国需要的飞机，我们有，但是由于进口税的问题，我们不占优势。庞巴迪的飞机很轻，在中国却成了弱势。中国规定进口净重25吨以下的民用飞机要缴高税，于是再好的优势到中国就变成了劣势。

　　人家的飞机在中国组装，只需要上5%左右的税。而国内客户买我们的飞机需要上23%的税。

　　所以我建议不要按照吨位来计税，应该按照国际标准，根据座位数来计算。我相信中国政府会改变的。当然这些都是在客观上给自己找的理由，主观上，如果我们当时跟二航合作了，这些问题就会避免。

　　《商务周刊》：那么当年轻视中国宇航市场这个错误，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呢？

　　张剑炜：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是要给总部讲实话，不管他愿不愿意听，你都要告诉他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完美的决策在管理上是不可能的，决策的完美无缺首先要你的信息是完美无缺的，但是要想获得完美无缺的信息成本很高，而且几乎不可能。所以，只有更好的决策而没有最好的决策。你要告诉总部一个正确的全面的信息，帮助老板做出好决定，特别是总部需要做的是战略决策时，你更要告诉他实话。忠言逆耳利于行，所以我在庞巴迪被称为“右派”。

　　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不仅需要洞察力，还需要好的人格和勇于承担个人风险。不管怎么样，我要做的就是给庞巴迪总部讲实话，你可以解雇我，我也可以辞职，我所做的就是不让我的下一个接班人为我现在的失策而在将来付出代价。

　　《商务周刊》：您难道一点都不在乎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政绩”诉求吗？

　　张剑炜：我当时到中国来，总部明确表示我最多在中国呆三年就回去。可当时很多项目不是三年就能够见成效的，尤其是政府订单。当年如果我追求政绩，运输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再比如，跟一航的合作可能在好几年之后才能见成效。我现在做的很多项目，5年内不会有成效的，说不定是我栽树，别人乘凉。你是靠一个项目来找一个工作，我可不是。我不考虑通过短暂的中标来获得提拔，我也不想多高的提拔，就想做点事情。（记者/谢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