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农业与工业纵横中的“吃水”

　　

　　本刊记者 郭 凯 发自湖北

　　何容志有1岁多了。男孩子气的名字，脸上没有洗净的泥尘，都没有遮住这个孩子的秀气。一丁点年纪，已经看得出是个美人胚子。

　　然而，当何容志不再吃妈妈的奶水、改吃大自然的水时，她的生长，就和那条丑得不能再丑的渠，联系在一起了。

　　螺山干渠，1971年由人工开挖，从中国湖北省监利县汴河镇兴旺村何容志家的后院门口经过。

　　荒寂的水厂

　　螺山干渠也是河。散发着味道的灰黑颜色的河水，散乱着垃圾的岸边，树还是绿色的。几只小船，和一些灰色的捉鱼鸟，停留着。

　　除了一个特别靠近洪湖的村民小组，兴旺村的绝大多数村民，都在类似螺山干渠这样的河水或者沟渠里取水煮来直接吃。“就算吃洪湖的水，也大不如前了。”一个村民说。

　　在监利县南部，兴旺村属于低湖区，过了化肥农药的农业灌溉水、生活污水、水产养殖更换的水，都排进村里的各个沟渠里；而这些沟渠，同时也是村民饮用水的水源地。

　　“办不到把吃水的渠和灌溉还有其他的渠分开。没有钱弄，也不可能弄起来，工程太大。”兴旺村支书王继强说。

　　从人工开挖河渠与洪湖分开，村里这样的吃水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河渠水的水质也一天比一天差。

　　可许多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村子，是有自来水厂的。

　　如果不是在村里的学校旁边，孩子们在周围奔跑，兴旺村的水厂小院，就寂静荒凉。生锈的大铁门里面，两个大大的密封水泥造水池，用来沉淀、净水、蓄水。水泵间的门上，有一把生锈的大锁。2003、2004年建水厂时栽下的树，现在婷婷如盖，扁豆花开，桃粉色的，伸出了大门。

　　那是当年湖北省扶贫办的一笔十多万的扶贫款，经过上一任老村长的四方奔走，最终落定兴旺村，修建了这个水厂，在村里埋下了漫长的输水管线。当时，南方某媒体的一篇兴旺村饮水传播肝炎的报道，给了老村长警醒和压力，仓促上马了这个水厂项目。

　　然后，当卫生防疫部门再来兴旺村作卫生防疫检查时，很多村民都不再参加。“卫生检查的结果从来都不是替每个人密封好了发给个人。农村虽然没有隐私的意识，但是村民也害怕如果自己有病，被别人知道。”村委会主任何文银说，有些有条件、有意识的村民，就会自己到县里去检查。

　　但是，水费、电价和运营管理的问题，一开始就没有弄清楚，只是“理想化地想按标准建一个自来水厂”。水厂建好后，铺设的地下水管到村民小组了，但进不了农户家里。

　　从2004年建好到现在，除了2004年当年春天有大概不到一个月的供水，其余时间水厂都是闲置的。村民并没有自此吃上“城乡均等化”的自来水。

　　村干部介绍，电费是最大的成本，而且村里常年大概有40%的人口在外面打工、生活，并不在村里用水，水厂利用率很低。“村里面没有收入，也没有能力承担，而村民或者出不起，或者也不愿意出那么高的价钱。”一名村干部说，“我们如果不建这样的水厂，那些钱，可以拿来做别的改水项目。”

　　而且，据介绍，在2006年完善土地二轮延包完成后，土地权证确认到农户，很多农民改造自己的承包地成为水塘，把原来建水厂时埋在地下的水管都斩得支离破碎，再称不上输水管网了。但在农民自己的地里，村干部也说不上话。

　　现在这个水厂已经成了一个“鸡肋”。再申请改水资金（也即安全饮水资金）似乎是无望了，上述村干部说，而且，村民们想建的小改水工程，也未必符合上级部门要求的改水补贴建设标准。

　　“要盘活村里的水厂很难。村里人口不会再多了。我们也不希望孩子们回来。没有水，没有路，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村支书王继强说，“我们现在搞养殖，人工喂养喂几十亩水塘都没问题，改成饲料机器饲养的话，夫妻两口喂百多亩也很容易。不需要孩子回来。”

　　王继强说，他也不知道10多年后，村子会怎样。村子所属的汴河镇是原来的两个镇合并的，村子离中心镇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就算镇上建水厂延到村里，也要很长时间。

　　吃水的问题，兴旺村村干部和村民开会讨论过，发现目前只有一种方法是可行的。那就是，每个自然墩台（也即村民小组）打水井、建小水塔、利用小水泵，小组内农户自己接低成本的细水管，接到家里。他们离长江远，打深井没有多大问题，而且人口少，吃地下水，先顶几年，打井用钱也相对少很多，这样会大大好过现在吃沟渠里的水。

　　当记者问出憋了很久最后才说出口的一个问题，王继强说，2004年后，村里还是有壮年人因为肝炎病不在了，2006年就有。在2002到2003年，这个数字为13人。

　　今年上半年新一届村干部上任后，因为先疏洗河泥借的4万多块钱，还要两年才还得上，“没有新拨小改水资金启动的话，其实村里打井建墩台小水站，也是要往后推的。”

　　农民“解负”与民主程序

　　监利县柘木乡聂河村村水厂也建成了两年多了，但前前后后开工加起来也只有半年。

　　村干部介绍，因为村里面还有些集体经济，所以他们从前希望免费供水给村民。但是建成后，发现电费、输水管线维护等等成本的高企，免费供水，村里面是运转不赢的。而且有一个村民小组，因为比别的小组离水源近，不愿意承担投工、入户费用接水管，所以至今还在扯皮。

　　“当初项目申报、获批得的项目资金，到现在也大都没有到村里来。”一名村干部说。

　　聂河村为盘活这个水厂，开了几次村民代表大会、党员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人不齐，所以加开党员代表大会作为补充)。现在，村里面决定找承包单位或者个人，把这个水厂承包出去。

　　村干部说，收水费是一定的了，否则水厂就荒了，村民吃水还是解决不了。但是，村里会和承包户先协商好，“不让承包户赚太多钱，只是给想找工作的人当作找了一份工作，所以水价应该不会太高。”

　　根据湖北省委政研室余爱民的调查，在监利县周老嘴镇的新燎水厂，一个和聂河村村干部计划中的水厂运营方式相同的水厂，境况也不尽如人意。

　　新燎水厂原来是新民村和燎原村两村合办，现在以燎原为主，新民村只是一个搭头了。水厂建在燎原村，新民村线路太远供不到位，大多村民放弃使用了，而今只有30来户还在继续用水，燎原村原来300户用水，现有只有200户用水。

　　水厂承包人方公烈是个60岁的农民，乡村先生的样子。刚承包时，水厂每月平均大概收入300元，一年赚个3000多元。但是，这3000元一年的收入，赚得比耕田还要辛苦。

　　方公烈说承包水厂有三难，首先是收水费难，村民认为建水厂自己出了钱，用水是应该的，还要买水吃不合理。方公烈收水费时还曾经被人奚落，有个木匠师傅5个人吃水，要他出6元钱他不肯，还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在2006年年中，方公烈就不想自己去收水费了，他就让老婆去收，结果越收越少。

　　再就是管水难。有的村民经常偷偷地往菜园里和农田里放水，有的把龙头打开了不关，让它流，有的起房子挖田沟把水管子弄破了也不管。

　　还有就是维修难。原来说村民管道维修各自出钱，村里代买零部件，水厂维修，原来是村里出，但后来村里说没有钱，也不出。

　　2006年，水厂一次性水泵维修花了1000元钱，村里派人去修的，然后村里要方公烈找群众收钱补齐这1000元，方公烈坚决不干。

　　村里原来欠方公烈2万多元钱，2002年他承包水厂时交了押金5000元，如果村里坚持要方公烈收维修费，方公烈就要村里退他3万来块钱。

　　方公烈的计划是反正这管水也没多大油水，和老伴种5亩田，也能搞个温饱。不是因为孩子上大学要钱花，他也不想吃这碗又麻烦又呕气的“剩饭”。所以，孩子念完书了，如果水厂经营还是这么难，他就不再受这个气，甩手不干了。

　　此外，关于安全饮水、农村改水工程和农民之间的不顺畅，多处基层也反映，这和“一事一议”筹工酬劳、村民民主程序设计有关。

　　当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村取消了“两工”（劳动积累和劳动义务工），劳平10个工，每工折资5元钱。改成一事一议，是国家真正惠农、推进民主的政策，难以计数的中国农民因此而受益。

　　然而，这一政策在基层的实行，遇到了另一面的难题，尤其是在农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比如安全饮水工程，就面临考验。

　　2007年，湖北宜昌夷陵区黄花乡正在推进全乡集中供水的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厂址选在黄花乡军田坝村。一部分的考虑是，村子有各类企业，人口、用水规模集中，利于水厂稳定起步经营。

　　军田坝村村委会主任黄正华告诉记者，村子里用集体经济的盈余，把入户的管材都替村民买好后，却有村民不愿出工出劳，把水管接进自己家里。村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不可能天天有人有空去做解释教育工作。而这些村民，则自己在不同的地方做工赚钱，村里也不能出钱请工替他做。

　　可是，这样的情况，就会影响整体用水的规模和水价。黄正华说，取消两工，并不应该是取消就算了。政策应该考虑到，农民自己的公共工程，谁来出工的问题。村干部要遵从民主程序，安全饮水改水的事情，把管材送到门口，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另外，若干地方的基层也反映，“一事一议”一些程序设计比较死，现在很多村民都不在家里，有些在家里的，并不愿意参与，因为住得远，来开大会误了工，还有村民要求村里给“误工费”、“路费”、“午餐”，有些地方还送雨伞、送毛巾，农民才出来开一事一议民主大会。

　　如果不开，基本上就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而这些开支，都加重了村集体本来就入不敷出的负担。

　　据介绍, 宜昌夷陵区黄花乡的水厂准备公开招标，承包给有经验的企业，乡里计划控制好水价，因为虽然搞承包制，但供水依然是公共事业，是为了惠民、不是为了牟利才建的。

　　然而，企业承包后的水厂经营，也未必事事都能够顺风顺水，一路太平。

　　根据湖北省委政研室余爱民的调查，在监利县福田寺镇，有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式供水厂雄鹰水厂，就是很好的案例。

　　1999年，澳籍华人杜祖鹰以12万元买断了原来的柳关水厂，建成了一个小集镇水厂式的雄鹰水厂，但规模上，不比乡镇的中心水厂小，辐射周边10个村一个居委会，用户近8000户，日供水200吨，目前资产评估是340万元。

　　杜祖鹰把这个企业交给亲戚杜海山打理，杜海山请3个老人帮工，一个管生产，一个管征收水费和维修设备，一个管后勤服务。水费征收每月每户基数5元，另加用水每吨1.5元。水厂每天用电200～300度，每月电费6000～7000元。每天供水时间为早上7∶00~9∶00，下午4∶30~5∶30。若干年下来，这个水厂，在监利县被水改办验收为优质供水企业。

　　虽然如此，杜海山反映的，仍然是维系的艰难。

　　一是网管年久失修，有可能随时爆裂，每年管网改造要一大笔钱，而主水管都是1988年埋下去的，管网结垢，严重老化。

　　二是群众偷水、破坏水管较严重，水厂对此束手无策。水厂日供水200吨，抄表显示不到70吨。

　　三是水费回收难，电费价太高。水费拖欠户约占30％，占用水量的27％。2003年用电0.6元/度，2004年，则涨到了0.716元/度。

　　“耗竭”还是“长久”？

　　在湖北全省发展改革、水利、扶贫、卫生等各个部门为饮水不安全地区农民奔走解决安全饮水工程的同时，工业、矿业的发展，却继续让曾经享有最优质饮水水源的居民，沦落为新的饮水不安全群体。

　　在湖北宜昌夷陵区殷家坪地区，有一个据称是国土资源部审定的国家级磷矿选矿示范区。夷陵原来为宜昌县，后来设区，改名，和宜昌最有名的夷陵中学，同取自地区的古名。

　　夷陵多山，山体富含优质磷。土壤的特质，也让该地的经济作物柑橘种植扬名。一名的士司机说，夷陵的私有私营矿业，造就了很多个体富豪。有一款全球只发行了35辆的劳斯莱斯，夷陵这个小县城，就有一辆。但是，对环境破坏的厉害，山上农民的吃水，成了最大的问题。

　　矿区离宜昌市区和夷陵县城都非常远。盘山路上，满眼青山苍莽，溪水潺潺。的士司机告诉记者，从前这些溪水，都是大河。因为山上开矿严重，河床底层泥土下陷，河床下面空了，河水都落下去了。山上的水，越来越少。现在，因为河砂也可以卖钱，又出现了到处挖沙子的机器，加快了河水的流失。

　　车行一路，随时都遇到匆忙冲过的橙色的运矿车。司机说，因为运输价被压低，司机经常拼命开工，加上疲劳，去矿区的山路上经常有事故。

　　进入“雾殷矿山专用公路”后，遇到的橙色运矿车越来越多。还有运大鹅卵石的运输车，因为跑得急，石头从车上掉下来，吓得后面的车赶紧离它远一点。

　　到了凤凰寨工业区的璋村坪镇云霄垭村，从前的山泉、溪水河道，都干枯了。很多旧的水道，因为水沉陷得太久，村民们就是指出来，外人也看不出，那里从前是小河了。

　　因为绿色植被丰厚，云霄垭村村民，还有雾殷矿区的其他山村村民，从前多年都是吃天上来的、再经过植被层汇集成山泉、山河的天然水，水质甘冽。然而经过多年对磷矿山体的肆虐开采，天上来的水，山上再也存不住了。

　　村民介绍，他们脚下的山，都是空的。根据他们的了解，私营矿主现在还有人在进行灭绝式的开采，不但把山体的磷矿石挖走，关矿前，把最初留下的矿柱也打掉，挖走卖钱。村民说，周围山体下陷、整个小山头都掉下去、在地上形成一个大圆洞的情况，在各个矿区都不鲜见。

　　然而，吃水，就成了大问题，不仅是村民，还包括在山上设置的磷矿选矿管理站。

　　问题在本镇地方上暴露后，2004年以来，矿业公司和镇政府陆续各自出了一部分钱，在山下修了一个泵站、山中间修了一个中转站，把水从磷矿层以下的地下水层，抽出来加压，

　　压到山上。到山上后，村里有一个小泵站，再把水加压，输到农民家里。

　　村民说，这个矿层下面的水，到了山中间，没有任何饮水安全处理措施，就打了上来。而且，从山中间中转站到山上农民家里的小水池和输水管线，都是要农民自己出的。因为山上高寒，而且输水管只能裸露在外面，所以村民们只好买了最贵的那一种管线。在村子里的几个山头，到处都是环绕的白色水管。

　　由于长距离运输、加压用电的昂贵电价，目前村民一户吃水，每年缴纳的费用是100多块钱，一个年轻村民说。

　　到了冬天，大概每年有3个月，因为水结冰，根本运不到山上来，所以，村民只好到三华里之外的中转水站取水。而山上磷矿选矿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同样在冬天没水吃，要找人到山下去找水，等下面运上来。

　　村里的一个老人说，祖祖辈辈在这里，这样的吃水情况，从来没有遇到过。上述年轻村民说，如果要发展，别人发展，不应该让我们承担代价。

　　村民们还担心，将来脚下的大地，也就是赖以生存的山，会塌下去。他们说，在若干年前，远安县盐池河村因为开矿导致的山体滑坡，陪葬了几乎一个村子。现在，还有好些当时在外上学从而逃生的孤儿，在各个矿区的私营老板矿里，继续开矿的生命。

　　中部省份的“两不靠”

　　财政部、水利部的人士说，在前些年的国家发展中，西部因为传统上落后、国家推行西部大开发，中央一级的财政，对西部作了很大的倾斜。东部沿海，由于地理位置和贸易的优势，自己也有相对富裕的财政，也相对较好地解决了民生和公共服务问题。

　　而中部省份，以湖北省为例，则是“两不靠”的地区。所以，中央也在考虑，对于饮水这样的第一大民生问题，中央会在目前的基数上，增加对中部的转移补贴，并且，目前已经有了初步意见。

　　然而，中央一级的规划和推进，没有能力同时顾及所有人，所以，需要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县、乡镇和村级干部，努力配合。

　　水利部一位人士称，他在某西部省区的调查，也发现了安全饮水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村民不予配合的情况，特别是靠近水源地区的村民小组，不愿参加集体工程。后来经过若干时间，那些村民，自己又回来要求参加。开始村干部和其他群众有情绪，要摊回早期初建的钱，但最后经过协调工作，还是同质同价，把余下的村民小组一起纳入安全供水工程。这个例子，值得各级进行思考。

　　根据湖北省十一五发展纲要，在十一五期间，湖北省首先要在血吸虫疫区全部完成改水、改厕任务。因为，对血吸虫重点疫区和有条件的村，改水改厕如果不同时进行，用老百姓的话说，“一搭着搞死伙”。

　　面对目前财政上的困难，根据湖北省有关部门的调研，他们认为有下面这些路子。

　　首先需要国家拨付。当前安全饮水工程，国家投资是主要的，再就是地方要配套。根据有关资料，农村饮水安全项目规定，受益人口平均每人需投入358元，其中国家拨40％，省市县配套40％。

　　而目前在湖北省的情况，省里配套“有过之”，县里配套“有不及”。湖北省委调查发现，监利县在1999年曾有这么一个规定，县政府每年拿出200万元专项资金配套补贴，具体分解为从农业税减免返还中列支80万，从以资代劳中列支120万。而今农业税免征，以资代劳不能随便搞，也不得提到县乡两级使用。像监利这样的财政穷县，要配套确有困难。

　　此外，需多部门支持。省市县很多有钱的部门单位，都可以对口联系乡村建自来水厂，县直部门单位一家建不起，两家三家合起来建。其它的还包括，招商引企，尤其是很多乡村外出打工的老板不少，可以更多地引导他们回乡办水厂，实现多赢。另外，大户领办、股份合资、运用BOT和TOT形式建和管，也都是可探索的。最后是群众集资。农村安全饮水要求农民筹资20％，大概目前差不多半数办水厂的地方农民出了这笔钱。

　　而在安全饮水工程的具体设计上，必须因地制宜。从湖北的经验看，乡镇办厂和小组（自然墩台）办厂都是相对成功的，比村级水厂要好很多。

　　对比村办水厂，乡镇中心水厂要好一些，大都属于良好型一般型水厂。主要是乡镇中心水厂运行多年，企业化的程度要高一些，中心地带的居民和农民经济基础要好一些，对自来水的依赖和需求要强一些，中心水厂赖以作为后盾的乡镇政府远非村级可比，而村一级就完全不同了，或者相距太远了。而小组或自然墩台办小改水项目或者水厂的例子，也相对成功。

　　在湖北宜昌夷陵黄花乡军田坝村，记者就看到了因地制宜、农户自建的改水小工程，“天河水窖”。通过建小水坝、水泥水道、水泥池和深窖，拦截、储蓄、净化山上的山泉水，大概一家一户用了2000元上下，解决了吃水问题。因为地势太高，村镇统一供水，成本畸高，得不偿失，所以，村里在上山岭村组，推行了“天河水窖”。这一小改水工程，各级补贴给到农户，每家是300元。现在还需要农民再考虑的，就是清洗工程的时候，怎样用水。但是和从前比较，吃水，再不是那么难了。

　　根据中央国家机关的有关材料，湖北省人口稠密的地区，在城乡规模供水上，也摸索到经验，像潜江市田关水厂，具有10万人的供水能力，目前通过管网延伸，解决了近4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此外，对于财政困难的中部省区，由于市县一级水厂延伸到村级管网成本很高，而且再考虑到由于农村发展和人口变迁的不确定性，在安全饮水工程、城乡一体化服务规划编制上，要保证科学性、前瞻性， 对基层的要求非常高。

　　目前中央有关机构，要求县级规划落实到村组和农户，对基层是个相当大的考验。

　　在怎样继续教育村民、引导更多人参与问题上，湖北省在实行“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时，曾经留下非常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利用学校，通过老师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回事，让他们再把政策、技术理解带回家。

　　“不要小看这些学校和孩子们，现在在农村，开一个集中大会都不容易。”曾经主导湖北“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的一位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