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包办”惯性 农民权益保障农民主导

　　农民权益保障,并非是一个新的命题。

　　一方面,政府通过减免农业税费、推动新型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农民的权益状况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一些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职业农户对市场定价权难以维护,农民工继续游走在城市边缘,这些又让"平等的国民待遇"诉求日益强烈。

　　如果是制度结构设计上出了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要变革制度。长远目标,乃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系,以维护并表达他们的权益。

　　在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当下,农民权益保障的问题不可不谈。

　　任何一个群体和个人的权益能否在制度框架下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直接关系到这个制度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农民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亦是反映中国社会转型是否成功的"参量"。

　　11月24日-25日,由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

　　就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本报记者在会议期间,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等多位学者。

　　土地问题:异向利益驱动

　　<21世纪>:目前,很多农村问题都集中体现在土地问题上,引发土地纠纷的根源何在?

　　王春光:土地问题引起的土地争端,本质上是土地收益多少和土地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现在很多问题发生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土地的征用谁来做主?农民在"征地"这个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的发言权?如果他不能够参与土地的议价过程,不能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过程,他就不能对土地出让的价格和分配的结果感到满意。土地既然是农民的,就应该让农民享有主导权。

　　党国英:土地资源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地方的基层政府有经济压力,利益驱动是向一个方向的;而中央政府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利益是另外一个方向的。

　　说明白了,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利益摩擦。土地问题,表现在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而问题滋生的根源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不同导向的利益驱动。而不是有些农民说的,"个别基层干部最坏"。

　　<21世纪>:在处理土地问题上,我们很多地方已经着手试验和摸索。比如说广东探索的"农地入市",重庆正在试验的"土地入股";还有很多学理辩论,比如"农村土地彻底私有化"等等。解决土地问题的出路在哪?

　　王春光:关于"农地入市"的改革实践试验很多,但是,制度的设想和现实会有差别,解决一个问题会出现更多问题。我担心的是,这种形势是不是强制的?也就是说,农民是否自愿的参与把自己的土地推向市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主动权。

　　组成股份公司之后,怎么经营,经营了之后怎么分配,这些都是不是透明的?特别是在经营过程中,农民作为参股者,其监督效能能不能发挥出来是个大问题。

　　关键是"制度改革尝试"要打消农民的担心。至少让他有一个进出自由的机制??他能够选择进入或者在他自己的权益判断基础下,选择退出。

　　党国英:如果是制度结构设计上出了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要变革制度。我的看法简单说,就是"管住规划,放开产权"。规划就是土地利用的"法律",而产权放开,就是让农地进入市场议价的过程中去。

　　要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制改革,或者是"永包制"??永远让农民承包。

　　目前这个制度有不少问题。农民心里认为这是集体的土地,他就不爱护了;他们又普遍带有平均主义的观点,所以也不利于个别农户采取规模化经营。再就是因为这是集体的土地,就会有一个结果??国家搞一些项目、集体搞一些项目要占这土地,就给农民一些补偿,因为并不拥有产权,农民也就没有特别的理由去拒绝。

　　<21世纪>:也有很多声音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这种观点认为,私有化的土地容易流通,而土地出卖后就等于农民丧失了唯一的生产资料。

　　党国英:我考察日本发现,政府不是怕失地的农民没得到保障,而是怕有保障的农民不去卖地。这样才造成了日本生产效率低下且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日本农产品价格昂贵。

　　从逻辑上看,我们发展经济,改革产权制度。就会有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出来,剩下的就是"大农"。有了"大农"之后,还怕什么保障问题!

　　换个角度说,现代社会,资源都是有价格的。土地的资源的价格和其用途密切相关。只能是农业用地,其实是让土地贬值了。

　　虽然土地私有化保证了公民权利,但代价是要放慢发展的速度。因为要征地就要跟产权人讨价还价。

　　商强民弱:分散造就的弱势

　　<21世纪>: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而农民作为生产者收益并不多。农民在市场中处于弱势的原因是什么?

　　赵树凯:商强民弱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处于一种分散状态。在和商家交易的过程中,他们就明显的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和农民签了合同,企业不履行可以,而农民不履行就很难。

　　此外,政府的保护措施不足。农业农产品的保护还是需要的。

　　王春光:农民掌握的信息相对较少,而资本的力量又过于强大。所以很多人讲,要搞农业合作组织。

　　我在浙江的时候,就发现通过农民的合作组织经营农产品,规模上来了,价格也就能跟着上来。

　　党国英:坦诚讲,农民在这一轮价格上涨过程中,相对于以往来说,还是获利了的。而要想获得与农民所拥有的生产资源和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收益的话,农民必须获得更多的市场主动权。鼓励农民以组织的方式介入到农产品的流通、加工环节中去,把更多的利润留下来。

　　<21世纪>:既然提到了组织化的方式来替代目前农民分散的现状,那么这个组织化的过程如何落实呢?

　　王春光:这需要政府的帮助。首先,需要政策上的供给。如果不能给它一个启动经费,就至少应该给他财税政策上的优惠。其次,是帮助它与外部市场的相联系。这些类似的工作,政府不能强行,政府要搞示范,你示范好了,农民自然会加入进来。

　　适当情况下,也可以借助外力。通过吸引外来的组织和他们合作。

　　任剑涛:我们要在个人和组织之间寻求一种均衡状态。不仅是在市场主权问题上,在很多涉及权益的领域,农民和农民工,也都同样需要一个组织的过程。要知道现代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农民要有自己的自助机构来维护自身利益。在农村很多事情上,都是长期被包办。但包办久了,就不利于利益的表达和权利结构的形成。

　　我们现在总是期待政府的政策供给,当然,我们以往也是这样大包大揽的去干的。这种期待并不符合我们政府、社会以及市场的均衡结构。所以我认为,在市场活动中,农民要有一个自己的价格谈判组织;在我们的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在逐渐的互动过程中,在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农民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社会空间,"我们能够自给自足,我们能够社会自治",农民们才能够居于进入市场领域依循价值,参与到与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谈判过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