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与“徙鸟生活”

　　尽管普通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收入的比例仍在下降，但从目前的趋势估计，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局面起码还能维持十年；如果政策采取得当的话，这一局面能持续更将长久的时间。

　　当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实际收入水平从总体上而言会有所增长。

但收入水平最终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城市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更高，因此城市移民的增加有助于中国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所以，如果中国城市化的有关政策采取得当就能惠及绝大多数的人口。当然也可以让农民继续守着自己的田地，政府对其提供政策支持，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必然趋势。

　　农村劳动力城市化

　　要实现四个转换

　　首先，从收入不稳定向生活基本保障的转换。由于在城市生活中隐藏的不稳定因素，民工面临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部分人多数没有保险，也享受不到与城市职工同样的权利。这让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和城市两头生活。有关政策需要对他们提供基本的保险，使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永久性地离开田地。

　　其次，从单纯的打工者向“城里人”的转换。对民工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收入，同样也有生活。这包括取消一系列由于户籍而对民工享受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产生的限制。

　　再次，从父母移民到家庭移民的转换。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农村人口进城打工，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农村让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顾，产生了许多的留守子女。现在是时候考虑如何让他们在城市中团聚。

　　最后，从“体力活”到技术工的转换。随着城市建设的完成，城镇地区的需求也随之改变，在对建筑工人的需求减少的同时，对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维护的需求将增加。民工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新要求，需要学习新的技能。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转入水电、电信、交通以及办公设施等基础维修中去。而另一些人则走入办公室。因此，目前的重点是对他们提供职业培训，使他们能够成功实现行业的转换。这就需要保证广泛的基础教育并对离校者提供技术培训。

　　新农村建设要为农村劳动力

　　城市化创造条件

　　就农村实行的政策而言，首先要更好地推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2003年，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开始实施，仍然规定土地不得私有，但农民可将承包的土地出租。这为他们进城务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尽管整体而言平均耕地面积自2000年来有所增长，但极为缓慢，而另一方面，将土地出租给现代农业公司的农民比例也并不高。除了文化因素，土地的租赁权得不到保障也是主要原因。此外，农民一向将土地视为自身的社会保障，因此都不倾向于将自家土地长期出租。从农业公司的角度而言，土地承租期太短不利农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同时也抑制了对农机、肥料、杀虫剂、灌溉或其他现代农业产业的投资机会。而农村生产力的缓慢增长意味着农民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依赖土地生存。

　　更好的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保障农民的土地出租权，才能让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取代土地成为农民生活的最终保障。对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对各家庭实现基本的医疗保障，并且在他们需要时提供补助。这些措施的实施能促进农民愿意将土地出租五年以上的时间，一方面确保自己的收入而另一方面又能长期在城市打工。

　　其次是要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一种方式，土地私有的可能性仍在探讨之中。另一个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选择是在中西部农村大力推行小型私有企业，让农民既可以在生产力较高的行业中从事生产又不至于离家太远。扶持中小企业需要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解决融资问题。即便在私企盛行的深圳，中小企业的贷款也不容乐观，其他地区就更让人担心。此外，尽管在国际金融公司和世行的调查中，中国的商业环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更具优势，但在企业组建程序、注册资产以及投资者保护等方面近年来的进步都很有限，仅有启动资金和税收两项有所下调。

　　再次，则是要普及农村教育，培养更多有更高生产能力的工人。调查显示进城务工人口的教育水平要高于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

　　最后则是要解决地方和城乡政府的贷款问题（中国农村财政困境的具体体现），地方政府的贷款比例水平目前相当惊人。一部分是因为地方对企业的投资失败所造成，而另一方面则是由地方有限的收益权和较高的财政开支权之间的不平衡所造成。如不妥善解决贷款问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财政改革的结果。

　　城市改革要让民工

　　及其家庭愿长期留在城市生活

　　而在城市实施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让民工和他们的家庭愿意长期在城市中生活。事实上许多民工仍打算在打工存够钱后回农村生活。而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中做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民工打算在城市定居。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在城市更好地生活。

　　首先要解决的是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只有17%的民工将子女带在身边，这其中72%将子女送入了公立学校，22%送入私立学校，还有5%则入读专门为民工子女所开设的学校。他们所支付的学费则要高于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子女。放宽对打工人员子女入读学校的限制不仅能让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长期安心打工，从而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更能体现社会公平。

　　其次是要为打工者本身提供教育培训。2006年的农村调查显示，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人比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要高30%（图1）。因此，在城市推行诸如管道工、电工等职业培训以及普及数学、驾驶等基本技能显得十分必要。地方政府可与工程公司合作提供类似的培训。技工数量的增加不仅可以延长工作年限，并且为打工者提供了除简单劳务或体力活以外更多的工作机会。

　　再次则是增加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虽然政府已经鼓励各级政府推行工伤保障和医疗保险，也有部分公司已经开始实施，但对民工而言仍缺乏大量有效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调查显示民工最关心的是养老金而非医疗或工伤保险，而民工的养老金问题始终没有个说法。妥善解决养老金问题能够从实际上提供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从而吸引更多的农村移民。考虑到中国有超过1亿民工不断在各城市之间迁徙，很显然包括养老金在内的保险也需要能随他们自由迁徙。此外，增加社会保险也意味着大幅刺激消费水平。民工平均将2/3的收入存起来，是中国居民平均水平的两倍。

　　总而言之，民众享有的权利不同以及他们为公共服务所支付费用的不同不应由户籍所在来决定，这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关键所在。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不仅能保证之前简单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各项好处，同时还能使生产力加速提高，并推迟路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充裕到劳动力不足）的到来，使中国继续保持劳动力充足所带来的优势。

　　作者系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周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