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效引导与市场创新紧密结合，深圳市在数字电视的制造、运营环节上成绩斐然。
2007年10月12日上午9点，深圳高交会会展中心6楼郁金香厅，国家标准地面数字电视试播仪式启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称，这“翻开了我国地面数字电视发展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在会展中心6号馆，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供了国标地面数字电视无线覆盖，播出高清和标清数字电视节目信号。参展厂家获得信号源后，在各自的终端数字电视上转播出精彩纷呈的高清和标清电视节目，吸引了大批观众目光。
自2000年成为中国数字电视三大试点城市后，以速度著称的深圳再一次跑到了前列。
数字电视产业链的商业价值超过10万亿元，极具战略性。2006年8月30日，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这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战略占领产业制高点的一个典范，2007年8月1日起国家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强制性实施；2008年中国将在全球首次全面采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地面广播转播北京奥运会；2010年我国将全面实现数字广播电视。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高技术产业处处长钟廉告诉《中国投资》，深圳已初步形成了优势明显的数字电视制造链和运营链，数字电视产业以及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规模已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
2006年，深圳数字电视制造业产值超过百亿元，产业规模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涌现出一批在数字电视研究开发、生产制造、运营以及内容服务领域具有龙头地位的企业，形成了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接收机、机顶盒、数字电视中间件等8个特征明显的产业集群。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高技术产业处孙海斌透露，到2007年底，深圳市所有用户都已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到146万户，占全国数字有线电视用户总数的一成以上。
此外，由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组织、深圳市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承担的深圳市国家标准地面数字电视播出项目建设也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项目总投资4961万元。这将进一步推动深圳地面数字电视国标的推广和实施。
深圳市数字电视研究开发及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助理黄华松介绍，目前正积极推动3项重点工作：
一、搭建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进行地面高清数字电视广播。这项工件将探索国家地面数字电视城市覆盖模式，为进一步启动地面数字电视整体平移并开展新技术新业务增值服务试点打下基础，推动国家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的实施。
二、建立国家标准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公共实验环境，找寻接收机产品公共技术支持和服务平台。该平台将为终端产品开发设计提供外场实验信号环境和数据采集环境；面向全行业提供产品测试、技术验证、专利保护、国外知识产权等服务。
三、积极申报并组建国家数字电视工程研究中心，推进基于国标配套标准的制定和技术应用。
政府铺路，企业造车
2000年，深圳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全国数字电视试点城市。深圳市政府组织电视机、机顶盒厂家及相关软件企业，联系深圳市广播电视传输中心，逐步开始数字电视的启动工作。
钟廉告诉《中国投资》，深圳的数字电视产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与国家发改委和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2001年，国家发改委拨出2000万专项资金，支持深圳发改局建设数字电视实验区；深圳市地方财政也拨出了5000万元。
仅购买当时国际上最先进、最前端的数字电视节目制作、录制、发射机等设备，替换了原来老式的模拟设备，就花掉了4000万元。随后这批先进设备配合清华大学、上海交大作各种国标实验。其余资金被用来建设数字电视示范工程、技术工程中心，为进入数字电视研发的企业提供支持。
深圳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威）是深圳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拥有超过100万用户。天威生产的机顶盒已占领了一半的国内市场。其奥秘在于一个国际领先的数字电视中心，建立了机顶盒质量认证体系。
天威对机顶盒入网的技术、质量要求非常苛刻。对机顶盒厂家来说，通过天威的测试，就相当于拿到了国内有线电视入网证。
钟廉告诉《中国投资》，天威数字电视技术中心是由深圳发改局投资300万设立的。该技术中心配备了全球最先进的数字化测试设备。作为政府投资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企业到技术中心测试时，并不需要付费。
“政府的职责就是铺路，企业造车，不断实验性能，然后卖向全国市场”，钟廉形象地总结。
孙海斌告诉《中国投资》，国家发改委为促进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设立了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专项，十六大以来前后支持深圳市高技术产业化项目8个，国家补助资金总计6250万元，带动项目投入资金7.07亿元。十六大期间深圳市财政专项资金中累积为数字电视产业化项目安排补助资金4100万元，支持项目26个。
创新“整体转换”模式
2005年7月1日，深圳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正式启动。天威作为深圳市有线网络运营商，向67万深圳有线电视用户免费配送、安装数字机顶盒、智能卡，实施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此外，深圳市广电局、物价局制定的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资费标准更新为：安装数字电视无需交初装费，取消原有线电视初装费，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调整由原来的16元/机/月上调为主机28元/机/月，副机14元/机/月。
钟廉对《中国投资》记者说，深圳的数字电视整体转换模式与其他试点城市完全不同。在一些试点城市，政府花钱购买机顶盒，免费送给市民，希望使市民逐渐接受付费电视的概念。但这种模式下，企业没有赢利点，缺乏动力，导致整体转换速度慢，范围小。
通过深圳市政府多次协调，天威从银行贷款购买机顶盒送给市民，政府进行财政贴息，共计4000万元。
事实上，深圳的决策者从第一天就思考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转换。深圳市政府通过价格听证会，让企业和市民坐下来谈判，根据市民承受能力来定价。最后，基本收视费比原来提高12元钱，但市民收看的电视节目比原来更多了，效果更加清晰。
搞整体转换之时，发展改革局专门派一名处长参加听证会，教育老百姓看电视要付费。同时，企业也大张旗鼓搞宣传，作广告，在电视上辩论，物价局搞听证会，市长亲自参加听证会。最后，市民观念逐渐改变，整转模式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市民的认可。
钟廉说，深圳模式的本质是建立一个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通过2—3年时间，天威通过提高收视费将机顶盒成本收回。此外，天威除提供比原来更多、效果更好的基本节目外，还会开通一些增值服务，市民享受增值服务时需要付费，天威从中获得赢利点。下一步，天威将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观众的选择变多，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服务，电视节目收视市场也将形成。
在其他方面，深圳市政府也充分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使数字电视的商业模式更加巩固和发展。比如，市政府要求全市所有新开楼盘，必须开通数字电视，否则不允许销售。
日前，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做客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时也高度评价深圳模式，认为深圳的有线电视数字化工作体现了观念、科技、体制、服务等4方面的重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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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壮网络：最危险的对手
在数字电视中间件软件行业中，深圳市茁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茁壮网络”），让跨国公司同行感到敬畏。茁壮网络总裁徐佳宏对《中国投资》记者说，“我正在将他们赶出中国”。
CANAL+ TECHNOLOGIES（简称Canal+）是世界领先的交互数字电视软件供应商之一，也是一家同时拥有CA和中间件两大核心技术的交互数字电视软件供应商。它向遍布全球的数字电视运营商提供一整套符合开放标准且灵活的解决方案。在全球各大洲的有线、卫星和地面微波网络中，超过1500多万机顶盒装备了Canal+的技术，30多家数字电视运营商采用了其交互电视中间件－MEDIAHIGHWAYTM，或者条件接收系统－MEDIAGUARDTM技术。在中国，北京歌华有线曾是Canal+第一个重要客户。
2003年茁壮网络与Canal+展开正面竞争，结果，Canal+在中国拥有的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数字电视运营商歌华有线（300万用户）被茁壮网络夺取。2005年，歌华有线数字电视整体平移全部采用了茁壮网络的iPnael产品，目前已经平移50万户。歌华有线与茁壮网络在数据广播系统、单向中间件、双向中间件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全面合作。
最初，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了Alticast的MHP单向解决方案，并且在中国第一个通过了MHP现场测试。Alticast是韩国的数字电视中间件系统，号称是第一家进入商业运营的基于MHP的中间件系统。
Alticast向深圳天威提供了数字电视前端播放系统 (AltiSynchro™)、MHP中间件 (AltiCaptor™)、基本的MHP应用(包括EPG、马赛克电视、电视商务、天气预报、新闻、公告和广告)和MHP应用开发平台。
2004年，经过一番激烈较量，茁壮网络凭借产品与服务定位准确，发挥本地软件开发商贴身服务的优势，最终取代了Alticast的位置。
这些辉煌的战史，让茁壮网络在中国市场上与Canal+、OpenTV、NDS、Liberate和Alticast等国际知名CA与中间件技术厂商的竞争中，已处于有利地位。
茁壮网络自称是中国数字产业链中技术最强，规模最大的数字电视业务平台与应用软件提供商。目前有员工近400人，85%从事研发，本科及以上学历占90%。公司过去4年保持100%的成长速度。茁壮网络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产品iPnael产品已被近百家数字电视网络运营商采用。市场占有率达76%。覆盖用户7000万，已安装终端超过800万。
目前，茁壮网络的iPnael产品也走向了国际IPTV市场。香港电信盈科（100万用户）是茁壮网络的亲密伙伴，盈科2003年就采用了iPnael IPTV中间件，3年发展用户72万，占香港30%的市场，电信盈科亦是占有全球最大的IPTV市场。此外，台湾中华电信、印度电信、日本GEOBB、荷兰电信、俄罗斯电信、摩洛哥电信亦是茁壮的客户。茁壮网络全球出货量超过300万台。
谈到目前的国内竞争现状，徐佳宏对《中国投资》说，“行业正在出现类似彩电业的价格战。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这些不良因素清理出去。”
清华力合：数字直播的秘密
“张总您好！我是《中国投资》杂志记者，请问⋯⋯”面对深圳清华力合数字电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的LH-MVT1143P30型摄像机，记者在深圳力合公司总部一层对力合执行总裁张东宝进行一次“现场采访”。在数米之外，采访图像已出现在一个大屏幕上。
这种直播方式与过去完全不同。一般的实况转播场合是，辅助人员跟在摄像机后面，手绕长长电缆，随着拍摄距离的远近收放，录制的信号通过电缆传送至场外的播控中心，播控中心再将信号发射出去，进行实况转播。
LH-MVT1143P30型摄像机后面并没有电缆，附近也没有播控中心，但是该摄像机与常见专业摄像机的确有些不同，摄像机后面有多出一块带有天线的砖头式黑箱子，箱子后面挂有一块摄像机电池。
张东宝向记者道出了秘密：秘密就是黑箱子，它是力合开发出来的数字便携多媒体发射机。通过便携多媒体发射机，“现场采访”可以实时直播。
这样的直播方式，也曾经让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感到新奇。力合投资管理中心总经理杨秉森对《中国投资》记者说，有一次吴仪副总理到深圳视察，深圳电视台采用了力合LH-MVT1143P30型摄像机。吴仪在视察中看到了自己的视察过程，感到很新鲜，离开深圳机场时，专门请机组人员将一束鲜花送给节目主持人。
张东宝说，LH-MVT1143P30型摄像机符合国家地面数字电视国标GB20600-2006，采用TDS-OFDM调制技术及MPEG2数字压缩编码方式，克服了以往传统模拟微波技术和常规调制技术下图像多径反射及“两点之间通视”所带来的困扰，在没有任何附加装置状态下实现了实时非视距无线传输高质量视音频图像。
这只是力合基于数字电视国标产品中的一款，在不久前的第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上，力合将众多自主开发的国标产品好好“秀”了一次。在重点推广数字视音频产业的国家发改委专馆里，力合推出了10余款国标产品，包括：公交车控制箱演示系统、家用数字电视接收机、双模数字电视车载接收机、全模式国标机顶盒、高清数字机顶盒、路况通＆移动电视智能终端、IAMP5、USB数字接收机、数字电视床头宝、智能广告机、室内信号增强器、国标激励器等。此外，还有终端产品体验，如路况通＆移动电视智能终端演示、高清下载与播放等。
张东宝称，力合的产品已在全国50多个城市遍地开花。在这些城市，无线数字电视正在实验播出，实地试验表明，力合地面数字电视系统实测效果优于国外标准。力合地面数字电视系统是采用清华大学研制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的传输制式，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估，清华地面数字电视系统具有完整自主的知识产权，符合国标地面数字电视播出标准。
深圳力合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旗下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2004年1月，清华大学校长工作会议决定由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组建数字电视公司负责清华大学地面数字电视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工作。2004年6月，研究院发起设立了力合公司，于是力合专门承担清华大学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方案的工程化和产业化的任务。
力合董事长冯冠平称，在某种意义上，数字电视意味着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力合的梦想就是使无线移动数字电视早日在中国大地得到全面普及与更新换代，为大众日常生活释放出更多的价值和乐趣，同时创造出更可观的商业利润。
金风科技：王者登场
文/本刊记者 秦凤华
中国风电行业的龙头老大与A股资本市场结合，将给可再生能源领域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尚须拭目以待
风能是当下中国乃至世界能源政策的宠儿，在空前的发展机遇和一系列利好政策带动下，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更是受到资本的青睐。2007年12月14日，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组整机制造商、风电行业“龙头老大”——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科技”)开始网上发行。按照计划，金风科技将发行5000万股，募集资金近18.796亿元。金风科技获得200余倍超额认购，冻结资金高达3796亿。
26日，金风科技的IPO刮起了一股可再生能源“旋风”，以138元开盘，盘中冲至160元，收报于131元，涨幅高达263%，市盈率高达410倍。
这种追捧并非偶然。目前，湘电股份、东方电气、华仪电气等上市公司带有“风力发电”概念，但风力发电并非它们的主营业务，而且仍处于前期投入阶段，未能给上市公司带来实质业绩。
金风科技的质地则是相当纯正，97%的主营业务来自风电，是一家纯粹意义上的风机制造企业和风电运营企业。因此，许多业内人士期盼，金风科技登陆A股市场将卷起一波新能源设备制造的浪潮。
定单排到2010年
近6年销售收入年均增长幅度超过100%，2007年净利润预计达18.5%，风机产品覆盖当前4大主力机型，市场占有率达1/4多，全球风机制造商前10名，未来3年每股收益超过1.2元⋯⋯这些诱人的财务指标，是金风科技在《招股说明书》中向投资者展示的亮丽业绩。
“市场前景和公司内在价值是金风科技受到投资者追捧的主要原因”，银河证券研究中心电力设备制造业分析师沈文春对《中国投资》说。
从新能源上网电价来看，风电上网电价在每度电0.5元左右，而太阳能则为4元、核能为0.4元。风力发电成本略高于核能，远低于太阳能。风电行业正成为最具经济性和发展前景的替代能源。
从1997－2006年底，全球风电新增装机负荷增长率达到28%。全球经济增长还在保持个位数增长的时候，风电已经实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而我国近3年来风电装机年均增长速度超过70%，成为全球风力发电增速最快的市场。
“由于发展较晚，基数较小，复合算下来，中国风电装机从1999年到2006年7年时间增长了近10倍，更是一个惊人的速度”，沈文春说。
丹麦Vestas、西班牙Gamesa、美国GE Wind以及德国Enercon等4家最大国际风力发电机组设备制造商，掌控了全球75%的市场。中国风机制造领域以国际引进技术为主。由于国家对风电项目设备在国产化率方面有硬性规定，在全盘引进和消化吸收后，国内风机制造商的国内市场份额正在迅速扩大。
2006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中国外风力发电机组制造商累计实现装机容量为1711MW，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65.92%。国内主要风力发电机组制造厂商不超过10家，金风科技凭借规模和技术优势占有国内厂商份额的80.81%。照此计算，金风科技所占国内市场份额达到1/4多。“从这个角度看，称金风科技为国内风机的‘带头大哥’一点也不为过”，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评价说。
沈文春在对金风科技的调研中了解到，目前国内风机制造仍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企业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而金风科技的定单已经排到2010年之后”。
与其他设备制造业不同的是，金风科技在享受高额利润回报的同时，按照新疆当地的税收政策，享受自2001年4月1日至2008年3月31日这7年多的所得税免征期。
此外，根据《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2001-2010年间，按15%的税率减征企业所得税。因此，作为一家在西部地区的中外合资高新技术企业，仅2006年按此税率计算，享受的所得税免征额为6313.39万元，占公司当期净利润的比例为19.75%。
先A股上市，再海外上市
早在2004年，金风科技就曾有过上市募集资金的想法，从最初计划海外上市到登陆A股市场，金风科技的上市之路历时3年。
1997年11月，新疆风能有限公司和马辉等4名自然人出资300万元，设立了新疆新风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在此基础之上，2001年3月26日，采取整体变更设立的方式，新风科工贸变身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此后，金风科技进行了7轮增资扩股，至2007年末，总股本扩张为4.5亿股。
在其招股说明书中，由自治区国资委等控股的风能公司以及国水集团这两大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的37.8%。其中，国水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金风科技24.38%的股权，为实际控制人。
当初之所以选择上市，和其股东结构有密切关系。
2005年9月，中比基金、上海银利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中国光大投资管理公司、广东龙光集团与公司及原股东签定增资扩股协议，前者以每股5元的价格认购3000万股股份。其中中比基金获得800万股，投资金额为4000万人民币。除此以外，金风的股东结构中，还有上海联创永宣创业投资企业等创投机构。
金风上市后，显然能够为中比基金等私募基金持股者和管理层所持股份提供一个退出和转让机制。
招股书显示，目前中比基金持有金风科技3600万股份，每股成本约为1.1元。
中信建投证券公司研究发展部陈夷华分析，以国外同类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作为参考，按照2007年60倍市盈率计算，金风科技在二级市场的定价将在70-80元左右。即便是在国内上市，禁售期结束后如果从80元的价位退出，股权基金也能获得一个近70倍的投资收益。
而作为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海外基金显然更希望到海外上市，实现更大的收益。“即便是在国内上市，按照金风科技的发展以及制造水平的提升，未来10年再考虑国际市场，国内先上，过几年再到香港、纽约上市也为时未晚”，沈文春说。
金风科技董事、副总经理刘同良称，为响应中国证监会做大做强国内资本市场的总体思路，公司决定回归国内A股市场上市，以后适当时机再考虑海外上市。
“风电场开发销售”模式
开发风电项目前景广阔、利润可观，很多企业都乐意参与其中。但他们面临的挑战也相当清晰：缺乏风电场选址、运营以及日常维护经验；风电项目建设与开发过程往往需要2—3年，前期投资风险较大。对风电项目投资商来说，渴望找到一条简单、快速的投资通道。于是，“风电场开发销售”模式为其开辟了一条间接的介入思路。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由风电设备生产企业的项目公司投资开发、建设风电场，并采用本公司的风力发电机组，待项目建设完成后销售项目公司股权后的溢价收益。
世界著名的风机制造企业大多采取了这样的经营模式。以印度Suzlon公司为例，凭借这种一体化模式，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发展成为印度风电市场的龙头企业，并在全球风机制造商中排第五位。同样采取这一模式的还有西班牙的Gamesa公司，其风电项目开发、服务的利润已超过了制造业务。
而金风科技正试图将这一模式在中国进行复制。内蒙古乌拉特风电场就是金风科技成立的子公司北京天润投资开发的一个项目。这一2007年刚刚拓展的新生产模式，在项目开发初期就赢得了国内外投资商的关注，纷纷前来洽谈，希望尽早购买公司开发的风电项目。
对于金风科技来说，既能将项目工程中各环节的附加值体现在项目销售中，同时还能带动整机产品的销售，提升利润水平和竞争力。
此外，CDM（清洁发展机制）将为金风科技提供另一项可观的利润来源。风电项目形成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售价较高，1个5万千瓦的风电项目每年可获得约100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收入。
扩张产能
根据国家风电发展规划，风电总装机容量将由2004年的76万千瓦增长到2010年的500万千瓦、2020年的3000万千瓦。截至2006年底，我国风电装机容量259.3万KW，仅占陆地可利用风能的0.19%。
而国家发改委正在不断推出风机国产化的新政策，并且通过连续实施风电特许权项目招标，以加快风电的发展。因此，业内普遍预测，这一规划目标将大大突破和提前实现。
由于风机制造行业仍是一个进入门槛较高的行业，在市场处于供求失衡的阶段，国内各风力发电机组制造厂商均处于抢占市场阶段，而那些产能充足、技术成熟、资本雄厚、服务优良的厂商将获得巨大的成长空间。
金风科技此次募集的18.796亿元资金将集中于产能建设、产品研发、风电场开发销售三大类项目。其中，9.88亿元增资北京、新疆、内蒙古三地的风电机组产业化项目。由于客户多为取得风电项目建设资格的发电企业，针对性强，由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进行生产，因此，现有北京金风兆瓦级风电机组高技术产业化项目、新疆兆瓦级产能扩建项目以及内蒙古金风实施的兆瓦直驱永磁风电机组产业化项目，仍将沿用公司现有的采购、生产、直销模式。
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施鹏飞教授告诉《中国投资》，国际风电设备行业技术进步很快，国际风电设备商业化主流机型的单机容量已从250-300KW、600-700KW逐步上升到1-2 MW。而金风科技目前的主流机型多为600KW、750KW、1.2MW、1.5MW系列风力发电机组。市场需求的1.5MW部分新机型以及2.5 MW、3.0 MW、3.5 MW风力发电机组则是公司未来研发的重点。
因此，金风科技还将拿出6.10亿元募集资金用于产品研发。除了将已进行3年试运行的兆瓦级机组推向市场，还将投向为2008年以后的市场开始进行后续产品2.5MW、3.0 MW、5.0 MW机组的研制，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品结构。
然而，上市对于金风科技来说就百利而无一害吗？答案并非如此。
一方面，上市后对于公司的管理将更为规范，也可以为发行可转债、增发等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特别是在油价持续走高的情况下，新能源特别是风电概念在资本市场上将持续受到追捧。
但另一方面，由于上市对公司信息透明度更为严格，企业发展战略尤其是拟开发机型、研发计划等都将向公众公布，其特有的开发风电场以换取设备制造市场的商业模式，都将公之于众，被竞争对手所模仿。
因此，上市对于金风科技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在新能源企业中，国内能够真正利用政策扶持的机会快速发展并达到上市要求的企业并不是很多，即便是符合上市要求未来能否发展也值得怀疑，毕竟国内的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不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更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盈利能力。
李俊峰认为，依靠“可再生能源”概念来上市融资，并不是一条适合所有新能源企业的必经之路。
ITT掘金“乡村供水项目”
文/本刊记者 秦凤华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出台后，跨国水务公司把目光投向广大农村地区，但他们尚未找到开启巨大商机的金钥匙
在甘肃省景泰县正路乡拉牌村，村民们从十几里外拉水，只用来做饭和烧水，根本不舍得用来做其他的事——洗脸、洗衣使用院子里接的雨水。
缺水并不是拉牌村的个别现象，在西北黄土高原一些省、区的部分地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极度缺水，有的降雨量只有300-4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高达1500-2000毫米以上。
中央财政每年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以解决农村饮水问题。仅2006年中央政府就安排投资40亿元，加上地方各级政府的投入等，共约80亿元，用于解决农村2000万人的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
除了修建农田水利设施及工程建设外，农村饮水专项资金多用购买一些用于节水灌溉、净水装置以及引水设备等产品。因此，在城市水务市场渐趋稳定的情况下，农村地区成为流体技术设备供应商们亟待开发的又一块新市场。
然而，多为城市饮水开发和制造的高质高价饮水、净水设备并不能完全适应低收入的农村地区。谁率先开发出价格低廉的产品，谁就能够抢占这一广阔的市场。
“我们正在和中国政府协商，在农村设立试点，检验一些设备的应用效果”，ITT中国公司总裁威廉·泰勒告诉《中国投资》记者，这就是ITT正在进行的一项名为“乡村供水项目”的计划。
以公益的名义
威廉·泰勒相信，在中国存在这样一个细分市场，这个市场愿意付比较低的一笔钱，来买这样一个节水、净水、引水的设备和技术。他所指的“细分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节水灌溉和农田水利，特别是那些经济水平不高却又严重缺水的西北地区。
在西部缺水地区，那里的人、畜用水几乎全靠人工蓄集有限的雨水，人们在地下修建的蓄集雨水的容器，被称为水窖。然而，当地农民并没有资金对这种水窖内部进行混凝土硬化，因而很快出现渗漏。
严重缺水的恶劣状况，导致当地农民生活艰难、生产原始、教育落后、妇女的疾病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妇女们承担着数倍于正常环境下妇女肩负的生活重任。
2000年开始，一项名为“母亲水窖”的公益工程正在这些缺水地区实施。这项公益工程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组织，向社会募集慈善基金，每口水窖由基金出资1000元，当地政府按照1∶1的比例配套出资，在缺水地区修建混凝土水窖。
ITT正是这一公益事业的长期支持者。除了奉献爱心之外，ITT还借助这一公益事业和内蒙等地的政府在商谈合作，即将ITT的技术在广阔的缺水地区加以应用。
2006年，ITT公司曾捐款20余万元，这部分资金现已全部投入“母亲水窖”建设项目之一——内蒙古兴和县大库联乡村的水窖修建中。2007年，ITT公司再次捐赠22万元，本次捐赠的款项将不仅限于水窖的修建，而是用于建设缺水地区的中央供水枢纽工程，以保证当地居民的用水需求。在这些集中供水工程中，ITT将把现有的技术低成本地加以应用。
对于ITT来说，农村市场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农村市场如何开发和合作，如何提供市场化服务，如何设计产品，对于“乡村供水工程”这样一个低成本技术应用是至关重要的。借助公益事业，ITT已经在这一市场开始了积极探索。
“我们将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继续发展慈善项目，对于那些非常需要乡村供水的地区，我们会免费提供这样一些技术”，威廉·泰勒说。按照他的想法，将来对于乡村供水项目ITT要能够实现自筹自用，从买技术的地区获取来的资金，输送到那些需要的地区。
低成本的挑战
2007年8月召开的“水业高级技术论坛”上，如何为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低价高效的供水项目成为政府官员们抛给企业和专家们的一个话题。与会专家得出一个结论：膜技术是解决水问题的有效办法，膜滤技术与传统工艺技术相辅相成，同时与深度处理、活性炭、高级氧化等工艺技术也不对立。
然而目前膜技术在国内仍处于高成本项目，将其引入农村水源及污水处理项目，势必会增加农民负担。
威廉·泰勒也向记者坦言，目前ITT还无法生产价格十分低廉、便携能力强的水处理系统，而未来这一技术不仅是中国，也是非洲和亚洲许多农村地区非常需要的。
为此，作为全球知名的泵系统和流体技术设备供应商，ITT“乡村供水项目”的第一步就是制造样机。这一产品不仅要能体现出水处理系统的成本低廉、便于携带的特点，而且应能净化苦咸水，因为在内陆干旱地区以及台风和其他水灾都可能导致海水淹没海岸地区，造成水咸而无法饮用。
以往城市大规模的水处理以及输送水设备、系统往往是质高价贵的。因此针对农村领域的产品，改造的重点一是对过滤、处理以及消毒产品和工艺重新进行设计，以实现低成本生产。此外，还要简化应用和安装程序，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说，要让农民使用上简单和有效的过滤和消毒技术。
ITT正与各地区相关单位进行洽谈，希望能运用其国际领先的水处理技术和解决方案，以更加广泛的形式助力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如提供先进的节水，净水，输水等水处理设备，派技术人员到水污染或缺水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技术指导，或者和地区的政府进行合作，提高当地居民的饮水质量。
在ITT上海恒通先进水处理工厂里，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在加紧设计，整合各种技术，确定改进哪些部件，并将其组成一个制造容易、使用简单、输水过程方便，能将苦咸水处理成饮用水的低成本技术模型。2008年之后，由即将建成的南京产品技术研发中心负责研发，以期开发并制造出成本低廉、便于携带和安装的水处理系统和设备。
ITT对外事务总监董瑞萍对《中国投资》说：“中国是‘乡村供水项目’一个理想的试点，也是这种产品的巨大市场。如果样机能在这里试验成功，我们将可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
围绕这些水处理系统是采取销售还是捐献的方式提供给那些需要的地区、如何部署和生产这些设施、成本和价格能达到多少等问题，ITT将随着“乡村供水项目”在中国的开展，制定具体规划，一一予以解答。
董瑞萍注意到，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饮水新标准，将过去的35个指标增加到106个，特别是在新的水质标准中提出了“城乡一体化”，表明政府对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的重视。各省市都会对现有供水设施进行改造，同时污水处理也要进行一些技术上的更新、换代。
节能减排以及行业标准的提高，对ITT这些水行业设备制造商来说，将是一个不可限量的巨大商机。
揭密《集结号》融资模式
文/本刊记者 张军
招商银行与华谊兄弟在《集结号》上的初次合作，有可能为文化创意产业融资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电影也能贷款拍？
当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的员工第一次听说电影《集结号》要向该行申请贷款时，内心的感觉除了新奇还有惊异。
在他们的概念里，拍摄电影的资金一般都是投资方多方募集——有点象私募的形式，赚了大家分，赔了打水漂。可是如今，电影投资商居然打起了向银行贷款的主意，对文化产业的传统融资模式，这无异于一次“头脑风暴”。
文化产业的盈利前景通常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论电影也好，电视剧、舞台剧也好，多种因素都在制约着一部作品的成功。当招商银行管理层与华谊兄弟老总王中军刚刚擦出合作的火花时，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的项目组成员心中还有第三种心情——困惑。
锁定风险
一部电影，靠什么保证贷款的顺利归还？
隔行如隔山。一开始，招商银行多少有点不摸门。
不过，这个在银行看来是一头雾水的问题，在华谊兄弟的专业人员眼中却是如此清晰。经过反复沟通与讲解，华谊兄弟终于使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项目组意识到：电影行业的运作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对于一笔贷款，规律是很重要的。如果银行能掌握行业规律，其经济风险就可以从不可预期变成可以预期。而风险的大小对于贷款是至关重要的”。招商银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健从专业角度分析。
经过反复研究，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针对《集结号》设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贷款风险。
首先是拍摄、放映许可风险。从电影行业角度看，这一风险表现为《集结号》是否被允许拍摄，拍好后是否被允许在国内上映的问题。而从银行角度看，这一风险是产品是否被允许生产，并最终允许销售的问题。好在，《集结号》的故事顺利地打动了招商银行的项目组成员。早在2007年年初，招商银行项目组成员就已经先于大多数人知道了《集结号》的故事内容。可歌可泣的故事使项目组判定，这个故事不仅能顺利取得拍摄许可，还一定能创造出高票房。
其次就是拍摄完工风险。这里包括各种使电影最终没能拍成的原因。比如拍摄事故、影片换人、换故事等诸多可能。而据华谊兄弟的人士透露，主创团队的专业素质保证了影片的顺利拍摄。《集结号》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除了涉及更换不是很重要的角色这一小问题，其他都是照计划完工。
销售风险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对于这一风险，招商银行的判断是：华谊兄弟在业界的影响力，足以保证《集结号》的顺利销售、放映。
还有一种风险就是《集结号》延期播放。延期播放虽然不会导致贷款血本无归，但会增加电影运作的周期，加大偿还利息的时间与数额，迟滞贷款的正常回收。
认清了这些风险，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项目组终于下定决心，向华谊兄弟贷款5000万元。
此次贷款，华谊兄弟运作周期为两年。贷款的第一次是从2006年8月开始发放。贷款利率在央行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10%。据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初步估计，至2008年第一季度内，即整个项目结束时，华谊兄弟连本带利仅仅需要归还招商银行5500万元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华谊兄弟仅仅用了500万元左右的利息和两年的时间，就撬动了5000万元的资金杠杆，并促成了一部贺岁大片的诞生。
智者双赢
就经济效益来说，贷款融资模式的收益大大优于电影产业现有的其他融资方式。如果《集结号》采用原来的电影融资方式，其成本会高很多。由于以前电影一般采用分账方式，电影的票房越高，分给各参与方的费用也会越高。水涨船高，电影的投资发行方永远只能分享利润总额的一部分。而采用贷款方式，华谊兄弟仅仅支付了500万元左右的利息，就换来了独占电影《集结号》全部利润的结果。
越是对《集结号》了解，招商银行对贷款的回收越是充满信心。
招商银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助理雷财华表示：其信心的保障来自《集结号》的全部投入。来自电影业内的经验显示：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小投资未必能有大票房，但越是大投入就越会产生大票房。此次《集结号》的拍摄，除了向招商银行贷款了5000万之外，华谊兄弟还自筹了近5000万的资金。再加上发行、宣传等费用，《集结号》的整体投资数目可观。有如此高额的投资保证，《集结号》不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
同时，由名导名角组成的主创班底也是票房的保证。《集结号》虽然是冯小刚首次接触战争题材，但其专业素质与业内声望让市场对《集结号》不可能产生疑问。
专业的操作程序和严格的控制也是保证银行信心的基础。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包括账户运作、版权质押，甚至一些拍摄过程中事务性事情，都在银行的严格控制之内，《集结号》的全部花费都要登记造册。严格的监管与控制可以保证贷款的正确用途，不至于出现贷款挪用的现象。
至于此项贷款中出现的“无第三方公司担保授信”状况，招商银行并不是放松了尺度。雷财华不无玩笑地说：“对于无第三方公司担保授信，从理论上说，如果此项贷款出现坏账，招商银行是没钱可以收回的。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集结号》只是一个项目，项目不成功，还有华谊兄弟公司在。华谊兄弟虽然没有固定资产，但他们公司在业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华谊兄弟的品牌是值钱的，应该不会让这笔贷款成为坏账，因此，华谊兄弟会成为最终责任方。”这样，此笔贷款应该说是万无一失。
“其实，贷款给文化产业与投资中小企业的道理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雷财华解释，“首先，我们也是要看人。银行要看经营者是谁，看他在行业里的经验、经历。这一点对于中小企业是指企业的管理团队。而对于一部电影则指主创人员，包括导演、演员、发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相关人员。其次，就是看产品。对于企业，产品就是企业生产的物品，是利润的保障，也是归还贷款的保障。而对于电影来讲，产品就是电影本身，好电影才是票房的保证。第三，还是强调严格控制全过程。而对于企业和文化产业，不一样的只有一点：那就是银行对行业的了解程度。对于银行来讲，电影始终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全新的领域。而贷款做文化更是一个全新的模式。”
此模式虽然眼见成功，但是能否在文化领域全面推开依然是一个问题。
据华谊兄弟内部人士估算：以目前中国的票房状况，如果采用贷款拍电影的模式，贷款的最高上线应该定位在1.5亿元。超过这一数字，再大的导演、再好的故事、再著名的公司，也不可能有银行敢接。而现在，一部国产大片的投资动辄就超过一亿元，其票房保障并不稳定。作品遭遇华铁炉的事情在国内外文化产业并不鲜见。
有鉴于此，雷财华最后谨慎地分析：“从理论上说，如果这笔贷款成功，招商银行在向文化领域融资的方面，步子应该会迈得更大。但是，有一点还要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那就是此次新模式的尝试虽然结果不错，但这是在众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而面对庞大的文化投资领域，成功取得贷款的案例会少之又少。有多少文化作品敢和《集结号》相比？这也就是《集结号》融资模式凤毛麟角的原因。对于新生事物应该勇于尝试，但讲到商业投资，还是应该谨慎又谨慎，最好是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在实际操作范畴，今后文化产业的融资还任重道远”。
连锁餐饮成风投新宠
文/本刊记者 秦凤华
中产阶层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刺激了“休闲”餐饮的发展，餐饮企业的规模化、连锁化和稳定的现金流吸引了手头资金充沛的众多风投基金
周末，想约二三好友一聚，友提出到迪欧咖啡去。京城咖啡连锁店很多，还是第一次听说迪欧，好奇之余，决定去看看。
走进迪欧北京广安门店，第一感觉就是大，地方宽敞，其次就是沙发很舒服。这里人不多，十分安静，四周弥漫着浓郁的咖啡豆香，略带些苦，却十分诱人。
与星巴克和上岛这些洋品牌不同的是，迪欧咖啡是一家地地道道本土崛起的连锁品牌，而打出这一品牌的是总部位于苏州的迪欧餐饮集团。
和网点众多的星巴克和上岛相比，迪欧并不起眼。从2001年上海青浦创设首家迪欧咖啡门店至今，迪欧在中国大陆地区开设了300余家连锁店，覆盖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在北京仅有7家分店。
正是这样一家咖啡连锁的新生力量，却赢得了凯雷亚洲增长基金——国际知名私募基金的青睐。而这只是今年风投注资餐饮的冰山一角。
连锁餐饮稳定快速增长
从2006年7月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与欧洲最大的投资机构3i集团以及知名投资机构普凯基金结盟、引进2500万美元以来，VC和PE对连锁餐饮的青睐和关注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仅2007年一年，投资机构频频对接餐饮，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6月，重庆小天鹅火锅获红杉中国和海纳亚洲创投基金（SAI）联合投资，总金额在2000-2500万美元之间；上海休闲茶餐厅一茶一坐宣布完成了第二轮1068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融资；10月，中式快餐连锁真功夫获得今日资本、联动投资两家风险投资商3亿元人民币投资；12月20日，凯雷亚洲增长基金与迪欧餐饮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凯雷将向迪欧投资2100万美元。以餐饮为代表的连锁型企业正成为风险投资的新宠。
“不仅在中国是这样，从欧美国家的风投趋势来看，也是以服务导向为主”，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香港）北京代表处的鲜于钧主任对《中国投资》记者说。
德同资本主管合伙人田立新也证实，德同资本也已经开始关注与“新生活及消费方式”相关的服务业。“一方面具有高增长性，另一方面发展又太缺钱，虽然属于传统行业但未来能够实现高增长的服务业，正成为我们新的投资方向之一”，田立新解释说。
鲜于钧带领的分析小组统计，目前，已经越来越多的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开立了办事处，平均每3天就有一家办事处落户中国，而且很多母基金LP（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ship，一般不参与具体的投资和管理）还专门设立了针对中国大陆的亚洲专项投资基金，这就使得众多合伙人、基金操盘手、经理人感到，寻找项目尤其是好项目的压力越来越大。与TMT（科技、媒体、电信）行业相比，传统领域里的投资项目显然更多一些。
“从市场需要来说，如家、一茶一坐、迪欧等，都是以中产阶级的消费为主”，鲜于钧说。而伴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产生了更多更高层次的服务消费需求，因而刺激了这种“休闲”餐饮的发展。
2006年餐饮业市场活跃，全年零售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345.5亿元，同比增长16.4%，餐饮继续成为拉动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消费的火爆自然带动了餐饮企业收入的增长。2006年营业收入分别达到1亿元以上的160家连锁餐饮集团总收入为915亿元，同比增长20%，高于全国餐饮业零售总额增幅3.6个百分点。
此外，和科技型公司一次性投资较大相比，服务类型的投资公司对资本的需求量并不是很大，而餐饮企业的规模化、连锁化运作及现金回收快等也是吸引风投的重要因素。
对于那些相对回报率比较高的TMT，已获得了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的关注和投资，因而抬升了这些行业的投资价格，增加了投资成本，使得投资回报率偏低。在这一局面下，一些机构不得不把触角延伸到以前不太关注的领域，即便是像IDG这样专注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的风投基金也在2005年参投了一茶一坐。
一些风险投资公司还出现了“向后靠”的趋势。与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多投资于种子期或初创期企业不同，近年来VC几乎和PE一样，投的都是一些成熟型的公司。
来自清科研究中心2007年1-11月的数据显示，传统行业、服务业成为本年度的投资热点，传统行业投资案例的数量占比从上年的10.8%跃升至16.4%，投资金额占比从10.9%上升到16.3%，而服务业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占比也均在13.0%以上。一些资金投向TMT“传统行业”一枝独秀的局面，正逐渐为服务业所替代。
资金饥渴和上市冲动
投资餐饮并非风投机构的一厢情愿。从近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连锁化、规模化扩张是保证餐饮企业收入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国内各主要城市，像迪欧这样的茶餐厅、咖啡屋以及连锁餐馆很多，如一茶一坐、星巴克、上岛等。来这里消费的大多为青年白领以及商务人士，或情侣呢哝，或好友欢言，或洽谈公事，或品香读书，或网上冲浪。“休闲”成为来此的主要目的。
中产阶级已经成为餐饮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客户群，因而在店面装潢、分店布局以及服务方式和价格上都更加贴近其消费偏好和习惯。
扩大门面、全国布局、员工培训等都需要企业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然而短期内筹集大量资金并非餐饮企业的专长，餐饮特别是连锁型企业想到了资本运作。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07中国餐饮连锁企业发展战略趋势调查”显示，有48%的企业选择筹划上市融资等资本运作，意欲加快扩张。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半数餐饮连锁意欲上市之外，企业对市场扩张和资本运作的关注明显提高，与2005年相比，前者由24%提高到36%，后者由3%提高到13%。
特别是随着全聚德等老字号登陆资本市场受到投资者追捧，传统行业、服务业以其良好的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前景和上市表现，正在刺激本土和外资创投机构不断发掘新的投资热点。在国内的餐饮企业中，已有不少企业都表达了上市意图，如谭鱼头、小肥羊、俏江南、真功夫、大娘水饺等。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苏秋成表示，国际资金为中国企业带来了优势资源和全球化的视野，这将有助于中国餐饮企业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竞争力。
小肥羊的国际扩张战略借助风险投资得以加快。目前，小肥羊已经拥有18家海外门店，其中加拿大5家，美国3家，日本3家，印尼1家，阿联酋1家，中国香港4家，中国澳门1家。
2007年10月25日，真功夫全国第200家店正式开业。真功夫董事长兼总裁蔡达标在发布会上公布其酝酿已久的战略宏图——在获得3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后，2008年真功夫国内分店将达到500家，5年内成为全球中式快餐连锁王牌的目标已万事俱备。
放长线钓大鱼
与很多行业的开创者一样，重庆小天鹅火锅也曾经有过危机。1998年，小天鹅采取“品牌为资本，同资金持有者合作经营”的模式，短期内得到迅速扩张，集团资产总额一度达到1.6亿元。然而，缺少高水平管理人员导致全国50家分店在开业不久全部难以维持。
在看到一茶一坐等风投注资获得成功的经验后，小天鹅董事会意识到，风险投资的进入，使得高专业水准的国际董事可以参与公司运营，将为企业提高运营效率、进一步了解国际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提供帮助。
“对于资本市场我们并不熟悉，我们希望引进在连锁经营上有经验、在资本市场内很有影响力的品牌作为战略投资者，可以与我们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总裁卢文兵说，“小肥羊不仅引进了外资，更重要的是引进人才，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使连锁经营国际化，从而提升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
和小肥羊一样，对于国内很多企业来说，他们看重的并不仅仅是融资带来的金钱，更重要的是风投可以帮助企业寻找客户和合作伙伴，提升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及管理团队的素质，并能促进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上市。
注资后，投资机构会在财务、上市、退出等方面给被投公司带来一些好的经营理念，而这都是创业企业本身所不具备的。“比如，风投为了日后上市退出而对公司的经营模式、团队架构、股权结构等提出一些合理建议”，鲜于钧说。虽然不要求控股，但投资机构往往要求持有公司一定的股权，要求企业定期提供发展计划、财务规划、产品特征、管理层的能力等一系列报告，同时还向企业推荐一些关键岗位的专业人才。
刚刚完成与迪欧战略合作的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增长基金主管祖文萃告诉《中国投资》记者，他们计划将此次投资的资金用于迪欧咖啡门店的发展、人才培训和品牌建设，帮助迪欧餐饮建立高效的国际化标准管理团队，制定并完善品牌战略，拓展在国内该领域的商业机会并加强伙伴关系的建立，使其成为真正具有国际化水准的餐饮连锁企业。这笔投资的完成也使得迪欧能够加入凯雷丰富的全球消费和零售资源网络，获得更大的发展。
而在迪欧餐饮集团总裁王阳发看来，这不单纯是资金投入，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扩大品牌、配置优势资源以及在获得可持续长期发展方面，迪欧和凯雷有着共同的理念和目标。
“这一战略投资对双方都具有战略意义。双方的战略结盟不单纯是资金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在如何扩大品牌、配置优势资源、获得可持续等长期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理念和目标。这是我们选择凯雷、凯雷选择我们的原因”。王阳发对《中国投资》说。
中国连锁协会会长郭戈平第一时间见证了签字仪式。郭戈平认为，凯雷亚洲增长基金与迪欧结成战略联盟不仅为迪欧的发展提供了良机，同时风投和连锁餐饮的结合，有助于中国特许经营企业扩大影响、提高行业竞争力。
企业利润并不是风险投资的主要目标，而是在投资3-5年股权退出后的资本收益。对于餐饮企业来说，在连锁领域的不断扩张，是风险投资看到的长线机会。
蓝藻能否变害为宝？
文/本刊见习记者 梅丽
随着天气转冷，曾经将水面染色墨黑、恶臭难闻的蓝藻在太湖水面几乎不见踪影，而此时，湖岸边伫立的江苏省农科院搞蓝藻综合利用建设的沼气发酵罐似乎在说明，蓝藻变害为宝的尝试仍在进行。
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伴生的大量爆发的蓝藻，却因其独特的生物特性——富含蛋白质、有机糖份，含氮量10%，含磷量1%以及在自然界内广泛分布的易取得性而被研究机构加以资源化利用构思：从最初的沼化、有机肥，到微型绿藻制取氢气得到新型能源以及2007年11月7日香山藻类学前沿会议还提出将蓝藻作为玉米、土豆的替代物提取有机碳糖，作为发酵的碳源提取生物柴油的研究课题，蓝藻资源化利用技术越来越走向高端。
技术尝试
“早在十几年以前，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巢湖，像中科院在滇池做的一样，做了蓝藻资源化利用”，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宋立荣说，“蓝藻本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类，最初作为生物饲料来喂鸭子，喂鸡”。但很快，研究发现蓝藻用于生物饲料进入人类食物链有着不可预估的后果：在污染环境里大量爆发的蓝藻含有藻毒素，可直接导致下游食物链的肝损伤。因此，蓝藻用于初级食物链的最初设想不得不改变初衷，蓝藻用于食品行业不得不慎重。
作为用于食品行业的另一种构思是，将脱毒后的蓝藻提取蓝藻氨基酸产品进入食品。但根据现存资料显示，这种设想仍然停留在最初阶段，至今没有科研机构宣布从蓝藻里提出蓝藻氨基酸。
沼化和有机肥是目前蓝藻利用研究得最多的两种处理方法，作为受蓝藻爆发之害最深的江苏，江苏省农科院提出了以蓝藻生物发电及生物肥的利用思路：首先进行蓝藻打捞以降低种群密度及水中氮磷含量，以脱水后的蓝藻干物质发酵产生沼气，用于生物发电，再将发酵后的残渣直接输入农田沤肥。
中试结果非常理想，成功地解决了两大技术难题：一是打捞，二是脱藻毒素。为之专门研发的化学絮凝——碟片式离心机分离，可将打捞上来的蓝藻含水量从95%—97%降到86%，提高了打捞蓝藻的干物质含量。搅拌式反应器、回流式反应器和复合折流扳式反应器，成功产生了沼气。利用高温和微生物的发酵过程使藻毒素降到5纳克以下，几乎测不出来，以沼液用于小白菜育肥经对比实验也较施用化肥有明显优势。
按照江苏农科院对蓝藻的实验室阶段效益的估算：一吨蓝藻干物质可以产生600立方米的沼气，用于发电可发1200-1500度电。沼液残渣可以产生100公斤左右的纯氮，10公斤纯磷，可取代传统尿素和磷肥的产用肥。以中产规模来算，产生1000立方米沼气、用于1000亩无公害农田用肥，项目需投资1000万元。
技术与此非常类似的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用蓝藻和富钾的水生物生产有机——无机复合肥项目经济效益测算更为理想。作为江苏省科技厅科技成果推介项目，以年产10000吨凤眼莲有机——无机复合肥生产厂为例，设备投资约需80万元，年产值近1400万元，利润100多万元，经济效益无疑非常显著。
现实之困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蓝藻移除及后续处理并不尽人意，2007年太湖爆发的蓝藻还是用人工打捞的方式，“到目前打捞了近2000吨液态蓝藻”，并因处理量巨大而“弃放山洼、垃圾堆”，江苏省农科院韩士群解释道，“大规模生产实验还在摸索当中，如果用于实际，达到上述的生产规模需要10000立方米的沼气池，会产生土地利用等相关问题。再则蓝藻季节性爆发，必须与控制性地种植水葫芦降低水体氮磷含量、生活垃圾处理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大规模生产的原料来源。”
作为中试成功后的生产力转化计划，江苏省农科院与江苏国联拟定合作意向，准备以该项技术用于太湖水污染的治理。虽然韩士群说“合作形式、生产规模、投资概算还在商议之中”，但较其他结束中试阶段、还没有企业要求技术转让形成生产蓝藻利用项目，这己是目前资源化利用走得最远的一个项目。
一方面是蓝藻大量爆发迫切需要技术处理手段能够有效清除、无害化处理甚至能加以有效利用，另一方面是资源化利用多年来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走出实验室，产业化、规模化遥遥无期。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一是没有相应的市场需求，二是目前生产技术还做不到大规模生产化”。宋立荣认为，蓝藻治理作为环境污染的负产品，不可能象生产原料一样加以大规模培养，必须考虑到市场对其有开发价值的认可。而现行技术的有效性也是限制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国内外对其资源化利用的关注较少”。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也认为，应慎对蓝藻资源利用提产业化。从行业规划来讲，蓝藻产业化不具备持续发展的条件，一旦生态环境治理好了，针对蓝藻资源化利用的企业生命也就结束了。
限制蓝藻资源化利用的原因还不仅仅如此。就国内外现状而言，作为新型的生态能源来源或是治污下游产业链，开发应用的新技术新思路需要很大创新，成本不可能与现有的成熟技术、能源开发相提并论，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这项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江苏项目的合作也是基于江苏国联承包太湖底泥疏浚和蓝藻打捞，迫切需要新技术应对打捞困难，才孕育而生，政府补贴是该项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虽然沼气等资源化利用蓝藻课题提出多年，如果完全依赖企业市场行为实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必然遭遇市场的冷遇。
解决之道
蓝藻综合利用的一路探索提供了一种思路，蓝藻之害促进现有技术不断创新，并因新技术的发展与垃圾处理相结合而有望成为免费生物能源材料变废为宝。不过现实资源的制约却使人们必须思考，在谋求个体经济效率造成的外部不经济与宏观环境污染高额的处理成本之间如何选择，从而决定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小小蓝藻提出的挑战。
蓝藻
蓝藻是藻类生物，又叫蓝绿藻；大多数蓝藻的细胞壁外面有胶质衣，因此又叫粘藻。在所有藻类生物中，蓝藻是最简单、最原始的一种。所有的蓝藻都含有一种特殊的蓝色色素，蓝藻就是因此得名。在一些营养丰富的水体中，有些蓝藻常于夏季大量繁殖，并在水面形成一层蓝绿色而有腥臭味的浮沫，称为“水华”，大规模的蓝藻爆发，被称为“绿潮”（和海洋发生的 赤潮对应）。绿潮引起水质恶化，严重时耗尽水中氧气而造成鱼类的死亡。更为严重的是，蓝藻中有些种类（如微囊藻）还会产生毒素（简称MC），大约50%的绿潮中含有大量MC。MC除了直接对鱼类、人畜产生毒害之外，也是肝癌的重要诱因。
流域污染治理
4500亿投融资探路
文/本刊记者 秦凤华
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解决流域污染治理的投融资问题，已是公认的大势所趋。但政府主导模式与市场主体的边界如何划分，商业模式如何构建，法律配套措施如何进一步到位，都是必须跨越的障碍。
从云南滇池污染导致的生态破坏到淮河流域工业企业超标排放，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太湖蓝藻”引发的水资源危机⋯⋯中国河湖流域的水资源污染危机，近两年步入一个集中爆发期，成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都十分关注的沉重话题。
“工业化、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这么快，水危机是很难避免的。这不是某个部门的责任，而是全社会共同造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王浩所长说。
《中国投资》获悉，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已着手进行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的编制工作。
“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项目前期准备情况以及治理工程对污染物的削减作用和对水体水质的贡献，我们筛选出规划重点治理工程，汇总投资额为2565亿元”，在2007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上，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透露说。
王参与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一五”战略规划》的编制工作。“规划的重点治理工程投资，并不是实现重点流域总量控制目标和水质目标所需资金的全部”，王金南说。规划中确定的治理工程仅为重点工程，还有大量非重点治理项目需要各级政府督促实施；就主要水污染物减排而言，除了工程减排之外，还包括结构调整减排和管理减排；除了建设投资外，治理工程的正常运行和维护所需的费用也应有所考虑。
初步测算一下，重点流域“十一五”期间水污染治理资金总需求为4000—4500亿元。
问题扑面而来。治理水污染所需的大量资金如何筹集？流域治理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并承担运营？
2007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太湖、巢湖、滇池污染防治会议”上指出，要“理顺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污染治理投入机制”。
“大水务”构想
两年前的教训依然历历在目。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引发松花江流域性大面积水污染。当黑龙江省注意到这一情况时已是一周之后，污染团已经抵达哈尔滨界面。
“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统一的流域管理机制，保证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流域内的所有企业、政府和公众都能够知道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处理危机的能力应会得到大大的加强”，首创股份总经理潘文堂说。
在潘看来，目前，城市水务行业呈现出区域性垄断和经营分散的特征，水务以行政区域为界限，尚未形成跨地区的大公司。而应对和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水污染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流域性的管理模式。
在“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潘文堂表达了“建立流域性水务集团模式”的愿望，他希望能够在建设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一个省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水务投资公司，来解决流域方面的问题。
按照潘的设想，如果吉林市和哈尔滨市是由同一个水务公司负责的话，那么在吉林市发生水质性污染的同时，哈尔滨市的应急方案就可以同时启动，当然这里面也离不开政府的协调。
建立流域性水务公司并不是首创的创举。2004年10月挂牌成立的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样是以滇池为业务范围的一家综合性水务公司。滇池投资公司以原有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量性资产进行市场资本运作，打造一个投融资平台。公司经营城市污水处理产业，承担由政府确定的滇池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同时开展基础性产业、高科技产业及其他产业的投资、经营和专业化资产管理。
在国际上，英国组建了一个专门的水务公司负责泰晤士河的治理，从上游到下游、从供水到排水进行一体化管理。而莱茵河则是由专业委员会来负责对流域污染的监控和治理。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公开表示，鼓励企业规模化经营，支持企业跨区域投资运营，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首创集团迈出了流域治污的第一步。2007年12月21日，首创公司与湖南省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湖南境内设立项目公司，负责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湖南省政府制定的“建设两型社会”以及“到2010年实现污水处理工程的全覆盖”目标，为首创顺利谈成奠定了基础。目前，湖南市州的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还比较低，污水处理率仅为17%，排全国第26位。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湖南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规定，通过授予特许经营权，首创将投资50亿元、以BOT方式在湖南全省投资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投建后，北京首创从收取的污水处理费中获得相应的回报，运营30年后，所建的污水处理厂将交付湖南省。
在此次合作中，公司首次尝试“统一规划、整体投资、分步建设、流域管理”的运作模式。
按协议，首创将首先启动湘江流域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并建立湘江流域上下游水环境管理机制，包括建立跨行政区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管理、水环境安全保障和预警机制以及跨行政区污染事故应急协调处理机制等。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亚平指出，由于流域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作为BOT合同要约重要条件之一的污水处理价格也不尽相同，仍需区别对待，而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在吴看来，如果像滇池那样都在一个城市范围内还好办，巢湖还在安徽境内也可行，但如果像太湖那样涉及几个省情况就比较复杂。
泰晤士河、莱茵河之所以可以由一家公司和一个机构负责，是因为有英国或欧盟的法律授权。
“改革公用事业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必须先有法律，而我们是在摸索中前进，这对公共行业来说有些危险，因为摸不好的话影响的是公众的利益”,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博士对《中国投资》说。
市场化投融资体制之辩
2007年7月12日，云南省省长秦光荣在“滇池水污染治理调研座谈会”上提出，“建立滇池治理专项基金和发行债券，抓紧建立和完善与市场化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开放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市场，吸纳社会、企业、个人资金及外资投入滇池的治理与保护”。
据悉，昆明市正积极向国家争取发行15亿滇池治理企业债券。昆明上报国家审批的《滇池治理“十一五“规划》涉及61个项目，总投资近84亿元。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如果不打开融资渠道，单靠地方财政投入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投资公司变相发行的企业债券，实际就是市政债券”,吴亚平指出。发达国家在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时，往往通过发行“市政债券”，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弥补政府建设资金的不足。而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这样一套市政债券发行机制。
一切顺利的话，在原昆明市城市排水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的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成为第一只发行水业债券的公司。
这种企业债券是与企业盈利、和项目挂钩。因此流域治理也要依托一个项目，与项目挂钩。对于未来可能的流域治理债券，吴亚平认为，首先要找一家企业投资于这样一个项目，才能发行债券。此外，企业债券对发行企业的规模、财务以及项目条件等有严格准入条件，审批程序较为严格，需要经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审核，报国务院批准。
与昆明企业债券融资计划相类似，首创表示，未来随着首创股份拥有更多城市水务项目，业务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将在国家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利用金融工具或创新，朝着产业基金的方向去融资。
傅涛认为，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水务行业项目少则几亿，多则十几亿，显然不适合规模小的企业介入。水务行业的特性决定了它需要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来运作。而中国水务有4500亿元的巨额市场，只要有充足的资金，不必担心没有项目；其次水务行业很少受国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收益相当稳定；另外水务现金流特别好。这3方面决定了行业风险很低，适合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的介入，但在这方面政府还没有放开这个市场。
“尽管目前没有私募基金的相关法规，但可以采取产业基金的形式运作”，傅涛说。基金来源可以是中央专项财政拨款、向流域城市收取的水资源费、排污费，也可以是对地方政府的污染罚款，还可将国际机构与外国政府的软贷款等纳入进来。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建设部城市水资源中心主任邵益生则透露，国务院“西部办”正在筹划成立一个规模为千亿元的“西部水务产业投资基金”。
除了首创外，天津创业环保、北京排水集团等企业和专家也表示看好“水务产业投资基金”，并预计以私募或公募的方式向寻求安全、稳定、长期投资回报的保险机构、邮政储蓄、全国社保等机构募集股权投资基金，将成为未来城市水务投融资主导模式。
吴亚平对水务产业基金并不看好。希望参与水务投资的企业即便不加入水务基金，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参股首创股份、南海发展、创业环保等上市公司，实现参与水业的目的。
“通过资本市场来培育这样一些大公司和企业，给普通投资者一个机会，这是资本市场要走的路”，吴亚平说。
公益性与市场化的模糊边界
在城市水业领域，BOT、TOT、BT、PPP等融资及建设模式正取代传统的国有独资公司运营的局面。
那么，流域污染治理是否可以复制城市水务的市场化方式呢？
“流域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王浩对《中国投资》记者说。对于那些纯公益性的，比如防洪项目，没有一定的经济性，企业不会投资，只能由国家担负；灌溉则属于半公益性项目，国家出资大部分，农民可以负担一小部分；而对于城市污水处理，则可以采取市场化运作手段。
因此，一个流域里既有城市，也有农村，既有防洪、灌溉项目，也有发电、航运、景观和旅游项目，可以根据具体项目的公益、半公益和市场性质，进行不同方式的运作。“一刀切不会太好，还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王浩说。
傅涛建议，对已建成的设施，可以推行TOT模式，转让给社会企业来运营，既盘活国有资产又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为降低水价压力，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保留产权，而将运营权转让给社会企业；对新建污水处理厂项目，可以推行BOT模式，提高建设运营效率。对以上模式政府资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基于产出”的补助，以承担一定的政府治污投资责任，同时缓解公众的水价压力。
但傅涛也强调指出，水业引入市场化机制并不是政府不投资了，而是要研究和探索政府资金与市场化机制结合的高效创新机制，提高投资效率。为了避免资本市场投资者因为政府低息贷款项目失去投资积极性，政府需要制定立足于公共利益的政府补贴政策，明确补贴对象与补贴目标。
此外，市场化的公司更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对于很多以公益性为主的河湖治理，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目标的差异，而且比较难以解决。从监管体制来说，很难把握公司完全的财务信息，也不能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
“包括污水处理在内的公用事业，市场化并不是一个万能钥匙”，吴亚平说。
对于流域治污，吴亚平建议将其“化整为零”，将流域这一“面源”的治理落实到各个城市的“点源”治理上。一个流域可以规划若干个项目，由政府拿出一定比例的引导资金进行招标，或是通过特许经营协议来监管运营公司。
“这比纯粹私人投资或是政府投资的方式更可取一些。因此它介于两者之间，既能够提高运营效率，也能够有利于监管。而且流域治理归根结底要落实到某一个项目，落实到所在地政府”，吴亚平说。
目前，由国家发改委地区司牵头的一项“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研究”已经启动，课题组将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流域水污染治理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
国际金融组织在行动
在水务领域，如果说市政债券和产业基金还处于待批阶段，借用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和赠款则是许多流域治理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融资手段。
2007年3月21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正式批准给中国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城市环境项目二期提供9600万美元贷款。
在佛山，世行贷款将用于扩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新建一个污泥集中处理和处置设施，加固防洪堤坝，建立水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和水质监测设施，组织人员培训，开展一个对GDP增长的环境成本和绿色经济计划的研究课题；在江门，世行贷款将用于扩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建设污水截留管、二级污水管和泵站、污泥处理和处置设施等，改善水质监测系统，提供技术援助加强江门新组建的江门碧源污水治理有限公司的运营和商业管理能力。
两个项目总投资需1.88亿美元，除了世行贷款外，其余的将由省政府自筹。这已经是广东省政府为治理珠江第二次向世界银行寻求资金支持了。
2002年，广东省政府出台《广东省珠江综合整治方案》，计划用8年时间投资相当于50多亿美元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城镇兴建污水处理系统。从2002年开始，为确保珠江整治资金投入，广东省财政每年安排6000万元治污保洁工程和4000万元珠江综合整治专项资金，用于补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整治；流域各市也根据自身财力，在年度预算中安排整治资金。
然而庞大的投资计划仅仅依靠财政是吃不消的，省政府不得不考虑“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当地环保部门想到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在对流域污染治理上，世行可以说和广东省政府是一拍即合。负责珠三角城市环境项目的世界银行中国局城市发展部主任哲理对于能参与这一计划也表示出兴趣：“世界银行将通过在珠三角地区的一系列环境治理措施，帮助实施这一宏伟计划。”2004年，世行启动了珠三角地区城市环境项目一期，重点是在广州市投资兴建污水处理设施等，整治这个最大的单一污染源。
与此同时，省政府还从流域所在市的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流域水质保护资金，由流域内地方政府和共同上级政府的有关部门组成管理机构负责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资金专门用于本流域的水质保护，为流域水质保护联防联治提供了良性循环的经济保障。
在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支持下，珠江流域城市的治污能力和治污水平显著提高，流域各地级以上市均建有污水处理厂，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不黑不臭”的目标。此次的新项目将扩大到佛山和江门，这两个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占珠江污水排放总量的15%。
无独有偶，在2006年11月，迄今为止滇池治理投资最大的项目——滇池北岸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获得日元贷款231亿（折合人民币约16.9亿元）。该项目估算总投资38.7亿元人民币，资金采取日本政府贷款和国内资金配套的形式筹措。除此以外，昆明市还积极与亚行就滇池治理合作多次交流，争取亚行贷款。而云南省上报的包括滇池治理在内的云南城市环境建设项目已被国家发改委列入2008财年利用世行贷款规划。
水利部松花江辽河水利委员会2006年7月制定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也提出，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将采取“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的投入机制，拓宽融资渠道，以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国债）、地方政府资金以及企业自筹资本金等为基础，积极争取和吸收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外政府优惠贷款、商业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
2007年10月，同样是多边金融机构的亚洲开发银行在中国第3个重要的环境治理投资项目进入了筹备期。
这个名为“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控制与管理项目筹备技术援助”将花费170万美元，亚行将提供110.4万美元的赠款，同时由亚行与水利部门共同设立的合作基金将提供19.6万美元的援助，其余同样由政府承担。这一项目的目的是加强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污染控制，以改善其周边吉林和黑龙江省的城市环境与居民生活质量。所谓“合作基金”则是亚行为了推进其“水政策”在发展中成员国的实施而成立的一个多方捐赠机构。
出钱的同时，亚行还着手进行了一项名为“以基于市场的手段控制水污染的政策研究”。“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越来越多地面临着控制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的艰巨任务。虽然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进行投资，但这些问题在中国仍然存在”，该项目执行人、亚行东亚局社会部门高级经济学家费越对《中国投资》说，“现实情况要求更有效的水污染控制机制，而不是采用过去那种行政命令控制体制及以物理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方法”。
从现实情况看，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成为弥补政府投资缺口的重要来源，是一个长期有效的途径。
在吴亚平看来，这不仅仅是融资的问题，还有培育市场机制的重要意义。一般来说，世行贷款项目都是具有一定经营性的项目，一般会组建公司，在广州筹建的污水处理厂，世行对污水处理价格以及管理团队都做出要求，使其具有财务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通过引入外资，可以培育一个市场、一个产业，这比融资更为重要”，吴亚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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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9个国家、12个人与1条河
莱茵河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流经瑞士、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9个国家，最后由荷兰汇入北海。莱茵河流域面积15万平方公里，德国占10万平方公里。莱茵河两岸生活的人口约5000万人，其中2000万人的饮用水取自莱茵河。在德国，莱茵河不仅是饮用水源，还作为航运、发电、灌溉和工业用水。
为改善莱茵河水质，保证流域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莱茵河沿岸的9个国家都把流域环境保护看作是共同的利益，长期通力协作，步调一致地治理污染。1957年成立“莱茵河清洁工作协会”，1958年成立“防治莱茵河污染国际委员会”，1959年德国成立了“清洁莱茵河德国委员会”，代表联邦政府参与国际合作。
莱茵河由莱茵河保护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席轮流由各成员国的部长担任，工作人员仅12人，在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也没有惩罚机制、无权对成员国进行惩罚的前提下，对莱茵河进行管理，并取得了成效。目前，莱茵河水质有了很大改善，德国莱法州大部分河段达到E类水质标准，符合饮用水的要求；生态功能得到恢复，水体微生物种群上升到正常水平；流域的社会经济得到健康和持续的发展。
莱茵河的治理成功首先源于各成员国对污染的认识都很明确，认为流域是指一条河的集水区，一个“流域”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彼此息息相关。此外，出于对环保的热爱，很多人自愿加入到民间环保组织中来，工作十分热情卖力。
莱茵河保护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各国部长参加的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决定重大问题，各国分工实施，费用各自承担。但是莱茵河上多个分委员会监管和执行讨论的会议，一年要开70多次，基本上是一周一次。莱茵河保护委员会中的观察员机构还把自来水、矿泉水公司和食品制造企业等“水敏感企业”都组织了进来，使之成为水质污染的报警员。
瑞士、法国、德国、荷兰等莱茵河主要流经国非常重视水环境监测，他们按照统一规划的水质监测断面和监测技术要求，定期进行采样监测，加强对莱茵河整治全过程水质状况的监控。
由于荷兰是最下游的国家，受“弄脏河水”之害最大，因此对于治理污染最有责任心和紧追感。虽然委员会的主席由各国轮流担任，但保护委员会的秘书长总是荷兰人。在河水污染的问题上，荷兰人最有发言权，能够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说话。
委员会将莱茵河可持续发展作为流域发展的唯一原则，制定可持续防治水域污染的规划；把全流域作为一个整体空间来考虑，流域内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污染物控制总量计划等都要进行统一协调；进一步增强流域内各国所有排污单位的责任感，加强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分别提出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环境保护计划，包括水质监测计划；把生态系统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旨在促进流域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把防止洪水灾害造成的破坏和突发性污染作为水质保护的重要工作，2008年以前，莱法州环境部要完成在莱茵河上游建立4400万立方米蓄洪能力设施的任务。
琵琶湖：政府投资主导下的治理
琵琶湖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位于日本本州岛中西部地区，流域面积3848平方公里，湖域面积674平方公里，最大水深103.6米，平均年来水量275亿立方米。该湖泊提供的水源供日本东京和大阪等城市的1400多万人使用，最后水流注入大阪海湾。
上个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琵琶湖的环境遭到严重污染与破坏——水质下降，赤潮、绿藻时有发生，浅水区更是堆满了漂浮来的各种生活垃圾。城市化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使琵琶湖的自然环境和居民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和威胁。特别是1977年琵琶湖发生的大规模赤潮，震惊了日本社会。当地政府和居民同心协力，加强了对琵琶湖的综合治理和公害防治。
如今，琵琶湖不仅重新恢复了美丽的容颜，还成为了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
日本自1972开始进行了一个名为“琵琶湖综合发展工程”的项目，项目在“琵琶湖区发展特别法”的规定下进行，此后该法分别在1982和1992年得到了修订和扩充。
项目从1972年到1997年，共进行了25年，其主要目标是琵琶湖的环境保护和恢复，包括水质、琵琶湖和Yodo河的防洪以及促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项目由22个不同的类组成，工程计划投资约18630亿日元，实际投资19050亿日元。另有资料显示，日本的琵琶湖治理35年总共投入239亿美元，每平方公里约耗资5.6亿美元。
日本的法律体系为很多水资源项目提供支持。
*国家政府特别基金：国家级政府成立的特殊基金，用于很多项目的实施，如琵琶湖综合治理项目；
*Yodo河下游地方市政支持资金：Yodo河下游地方市政将会从工程建设中获益，所以也要对工程进行投资，投资的比例决定于获益的多少，即水源供给的多少，地方市政投资约602亿日元；
*琵琶湖管理基金：为了支持琵琶湖的建设和维护，日本释伽直辖县在1996年成立了琵琶湖管理基金，大约100亿日元。
泰晤士河：水务市场私有化
英国泰晤士河流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不到英格兰和威尔士总和的10%, 但人口却近1/4。该流域对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1/4以上。
然而，伦敦人口的过度拥挤，交通和工业污染，浅滩、河岸和漫滩的占有，生活垃圾和废物的污染，水资源的浪费以及海水入侵等因素，一直影响着泰晤士河生态系统及可持续性发展和利用。
英国在20世纪后期对水供给和管理行业进行了私有化，将伦敦的水供给和污水处理交由泰晤士水务公司负责。该公司投入了巨资来改善水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包括为保护水资源和改善伦敦的水供给，耗资4亿多美元于1994年建成了泰晤士河水环形主管道。
此外，该公司还投资31亿英镑用于在2005-2010年间的基础设施更新和建设，其中包括在2010前完成对泰晤士河水环形主管道的扩建。它还投资了5亿多美元用于英国水处理高级项目，使该公司的英国主要污水处理厂在1997年就引入了臭氧-活性碳吸附污水处理程序。
泰晤士水务2001年加入了德国的RWE集团，并在2006年底被澳大利亚麦格里银行棋下的肯布尔水务公司收购。泰晤士水务从被收购中获得的资金将有助于修缮和更新伦敦老化的基础设施。
作为英国最大、全球第三大水务公司，泰晤士水务公司已把它的服务和技术带到了泰国、中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美国、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等46个国家。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一五”战略规划》要点内容
目标：“十一五”期间，根据“十一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总体目标初步定为“到2010年，重点流域率先建立以水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重点保护流域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跨省界断面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工业企业实现全面稳定达标排放，流域水环境监管、水污染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显著增强。
重点工程：根据重点流域水环境问题以及“十一五”期间规划任务，确定3类重点治理工程，分别为工业污染治理工程、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和区域污染防治工程。
工业污染治理工程，以企业实现全面稳定达标排放为前提，结合水环境功能要求，通过区域工业结构调整，企业清洁生产、工艺改造和深度处理等措施，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提高企业水污染治理水平。
城镇污水处理工程，统筹考虑水环境治理需求和污水处理厂建设所需的客观条件，合理确定污水处理厂规模和布局，并在缺水地区提出再生水回用要求，在三峡库区等敏感水域提出污泥处置要求。
区域污染防治工程主要包括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的污染控制、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试点示范和城市重点水体的污染综合治理等3方面内容（三峡库区还包括垃圾处理场建设、库区漂浮物清理和库底垃圾清理等内容），是城镇居民饮水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提高城市水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
在“十一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完成之后，要达到以下水质指标：淮河流域淮河干流基本达到Ⅲ类；海河干流入海达到Ⅴ类；辽河、大辽河入海水质达到Ⅴ类；松花江入黑龙江水质达到Ⅲ类；黄河干流水质基本达到Ⅲ类；渭河、汾河入黄河水质基本达到Ⅴ类；三峡库区水质达到Ⅱ类；太湖湖体水质保持稳定；滇池草海水质明显改善，外海水质保持稳定；巢湖湖体水质有所改善。到2010年，重点流域COD排放量控制在628.1万吨，比2005年削减11.8%。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规模接近3000万吨/日，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淮河流域、太湖流域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80%，其他流域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
城市环境：
投资症结和改革对策
文/孙荣庆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给城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全面进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从1978—2005年，城市数量由190个增加到661个，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43.0%（平均每年增加约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1.7亿人增长到5.6亿人（平均每年增长约1400万人）。由于城市的高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原因，也带来了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并成为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建立城市环境保护投融资体制，开辟新的城市环境保护投资渠道，增加城市环境保护投资，以加快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是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充分注意到环境保护投资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保障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一直致力于增加城市环境保护投资。本文就我国的城市环境保护投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进行分析与探讨。
城市环境保护投资现状
投资状况与投资范围
从1981—2005年，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量在逐年增加，占同期环境保护投资总量（包括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新建项目污染防治投资和老企业污染治理投资）的比例，从“六五”期间（1981-1985年）的31.2% 提高到“十五”期间（2001-2005年）的58.2%。由此说明，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已成为环境保护投资的重点。
我国目前的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范围，主要包括：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包括用于城市污水管网铺设）、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城市集中供热设施建设、城市燃气（人工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设施建设和城市环境绿化等投资。
资金渠道与筹资政策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明确规定：“大中城市按规定提取的城市维护费，要用于结合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的综合性环境污染防治工程，如能源结构改造建设，污水及有害废弃物处理等”。多年来，这条资金渠道对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筹集以及对城市环境污染的防治和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属于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主要部分，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与地方财政拨款、国内贷款、地方自筹和利用外资等资金渠道，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和城市的环境综合整治。
我国目前的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政策主要有：（1）城市维护建设税收政策；（2）环保信贷政策；（3）国债环保投资政策；（4）环保利用外资政策等。
投资建设与投资效益
从1981-2005年，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能力都有了明显的增加和提高以及城市环境污染防治的投资效益也在逐年增加。在全国661座设市城市中，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的数量由39座增加到792座（其中，东部地区483座，中部地区169座，西部地区140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建设的数量由30座增加到471座（其中，东部地区239座，中部地区144座，西部地区88座）。城市人工煤气供应总量由20.0亿立方米/年增加到255.8亿立方米/年，城市天然气供应总量由9.4亿立方米/年增加到210.5亿立方米/年，城市液化石油气供应总量由33.1万吨/年增加到1222.0万吨/年，城市公共绿地面积由2.2万公顷增加到28.3万公顷。城市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的增加，使城市环境污染防治的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为改善和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经济联系日益复杂，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投融资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环境保护投入缺乏市场投融资手段，投资主体单一，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方式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不能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环境保护投入缺乏市场投融资手段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保护投入体制还很不完善，环境保护投入体制基本是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缺乏市场投融资手段。多年来，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单一，主要是靠政府投资，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资金介入较少。在一些地区，在筹集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上渠道十分狭窄，只习惯于按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向上争项目,争资金，争到手就干，争不到就算，以致使城市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滞后，运行质量不高，污染治理效果不好。
我国目前大多数城市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都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没有引入市场化、产业化机制，这些问题是造成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污染治理效果不好的关键原因。在一些地区，各级政府耗巨资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半停半开，甚至闲置“晒太阳”成了排污厂，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一些城市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与管网不配套也造成设施闲置，由此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地方财政也为之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再有，由于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运营机制上的原因，不少运行中的设施，并未发挥出设施所设计的处理能力和效率，造成了“大马拉小车”的局面。
目前在全国661座设市城市中，大多数城市对“污染者付费”的政策，特别是“使用者付费”的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一是大多数城市对已建成的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行和新建的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投资，欠费现象严重；二是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偏低也是一个突出问题。许多城市目前的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对民营企业投资建设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缺乏吸引力。征收的排污费还未达到补偿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水平。
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
从“六五”到“十五”期间，尽管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量有了较大增长，但是，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欠账仍然很多。截至2005年底，在全国661座设市城市中，还有291座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其中，东部地区有104座城市，中部地区有138座城市，西部地区有49座城市均没有污水处理厂），约占城市总数的44%。2005年，全国城市污水排放量约359.5亿吨，但污水处理率为51.95％，还有约173亿吨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并造成大多数城市地表水体和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在全国661座设市城市中，还有339座城市没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其中，东部地区有134座城市，中部地区有144座城市，西部地区有61座城市均没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占城市总数的一半以上。2005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为1.6亿吨，但经过处理的仅有51.69％。目前我国大量的城市生活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堆放，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而且造成了土壤、水体和大气的严重污染以及疾病的传播，对人民群众健康危害严重。许多城市已不同程度地出现的“垃圾围城”问题非常突出，“白色污染”现象也比较普遍，特别是在一些大中城市，虽然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但垃圾一次污染和堆放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问题依然严重，落后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极不适应，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城市功能及作用发挥的突出环境问题。
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化发展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随着相应提高，但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的现实与人们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综合分析城市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长期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没有与城市建设同步发展，不能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历年的统计结果表明，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六五”期间的0.56% 增加到“十五”期间的2.86%，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从“六五”期间的2.26% 增加到“十五”期间的6.87%。但是，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同期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并没有同步增长，而是在下降，从“六五”期间的28.8%下降到“十五”期间的24.1%（“七五”期间为30.0%，“八五”期间为19.5%，“九五”期间为24.7%）。这说明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城市环境保护投资旧账未清，又欠新账。
联合国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同期GDP的比例应达到3%—5%，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应达到9%—1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虽然在弥补历史欠账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仍然远远没有达到联合国提出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长期处于占GDP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较低水平上，由此造成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长期欠账。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同步或高于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这样才能使城市环境保护投资“不欠新账、多还旧账”，以加快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改善和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对策与建议
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了加强和完善环境保护投入机制，《决定》提出了三大环保投入政策措施：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将环保投入列入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内容并逐年增加；二是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三是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这些政策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
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投融资体制将由单一投资主体向多元投资主体转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1.1%下降到2005年的17.3%，因此，单靠政府财政投入已经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需要扩大资金来源。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从原来的管理模式中走出来，跨入一条既有利于环境保护资金积累和增值，又有利于污染防治的轨道。为加快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投资来源，必须依靠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为此，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要尽快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
近几年，一些城市在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些城市通过市场化运作，采取多渠道的投融资模式，这些模式加快了城市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推动整个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对完善城市功能和改善民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级政府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转变城市建设的理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继续坚持城市政府是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加大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与再生利用工程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特别是要加大对污水管网建设的投资，着力解决污水管网建设滞后的问题。
城市环境保护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尽快建立起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多渠道的投融资体制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和外商等多方面的积极性，通过社会化的市场投融资等方式，广泛吸纳来自国内和国际所有可利用的资金投向环境保护领域。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种“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全部由政府投资建设、政府负责运营管理、政府负担运行费用”的模式，实行投资多元化，资金来源市场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最大限度地筹集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发挥其投资效益，以促进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根据全国地区的差异，按照东、中、西部地区有所区别和分类指导的原则。东部地区的城市应按照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全面实行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投资的多元化，资金来源要通过市场融资解决。中部地区要按照区域经济崛起的战略目标，快速提高筹集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投资的水平，逐步完善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投资的市场化机制。西部地区的城市应按照跨越式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吸收借鉴东中部地区的成功经验，广开投融资渠道，尽快建立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
要尽快建立建设和运营管理机制
近年来，为了加快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行效率，一些城市在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运营方面探索出了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化管理模式，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如应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运营—移交”的模式，来吸纳社会资金，建设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实现运营主体企业化。各级政府要转变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理念，改革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方式，提倡和鼓励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参与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尽快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机制，实现运营管理企业化的环境保护产业。在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要确立民营企业参与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建设和运营的法人地位，确立企业准入和公平竞争规则，通过实行用地、用电、设备折旧、贷款等扶持政策和技术及信息咨询服务，并给予税收优惠，扶持相关企业积极参与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运作，实行“谁投资、谁所有，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机制。
东部地区的城市对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可以参照和借鉴一些城市的经验和做法，实行企业化改制和供排水“一体化”等模式，提高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水平。中部地区的城市要积极推进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和运营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大力鼓励企业直接投资、合资和积极引导非公有资本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和运营，提高中部地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西部地区的城市要按照市场规律，有重点、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的企业化。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引导鼓励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参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提高西部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效率。
实施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政策
2007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60%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仅靠各级政府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十一五”期间，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对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也将产生巨大的需求，对全国的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管理也需要大量的费用支出，这些资金的需求要通过运用市场化机制和实行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等方式吸纳社会资金来解决。
目前全国许多城市已建立了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在我国661座设市城市中，已有341座城市征收了污水处理费（其中，东部地区有178座城市、中部地区有104座城市、西部地区有59座城市征收了污水处理费），约占城市总数的52%，已有229座城市征收了生活垃圾处理费（其中，东部地区有114座城市、中部地区有60座城市、西部地区有55座城市征收了生活垃圾处理费），约占城市总数的35%，但还存在着收缴率不高等问题，2005年全国共征收的城市污水处理费仅66.68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征收了49.02亿元，中部地区征收了13.97亿元，西部地区征收了3.69亿元），全国共征收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仅11.76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征收了8.19亿元，中部地区征收了1.98亿元，西部地区征收了1.59亿元）。这笔资金为现有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提供了经济来源。一些城市已将收取的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费按照有关规定返给取得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建设或运营资格的业主，补偿了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费用的不足。但是，目前已开征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城市普遍存在收费标准偏低的问题。据调查统计，全国约有1/4开征污水处理费的城市居民收费不足0.3元/吨。
在推进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运行管理市场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做好创建市场、规范市场和扶持市场的工作，要尽快实施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有偿使用的收费政策，并允许运营企业根据“保本微利”的原则自行确定价格。征收的污水和垃圾处理费要达到能够补偿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水平。
东部地区的城市要全面实行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尤其是对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已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的城市要加大征收力度，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中部地区的城市要大力推行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尽快将收费标准调整到“保本微利”的水平，实现投资、建设、运营的良性循环。西部地区的城市由于目前市场化的基本条件和能力不足等原因，一些城市的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过低或暂时达不到收费标准的，政府可以使用财政补贴的办法，保证污水和垃圾处理的运营费用，以保障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稳定运行。
（作者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谭智：三十年升级
文/本刊记者 冯志卿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跨国公司到本土公司，从经理人到创业者⋯⋯谭智20多年来展转腾挪的跃迁，凝聚了那一代知识精英在时代大剧中不断向上的求索和反思
最近，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某些小区居民会发现楼宇电梯内的木框印刷体广告牌，被人悄悄换成一块液晶平面显示器，一幅幅精美、悦目的广告图片在显示器中轮番闪现，让封闭、枯燥的电梯之行变得活跃起来。
谁干的？分众传媒总裁谭智。谭智把这称为“框架2.0”，是原来“框架1.0”产品的升级。
2007年11月10日，谭智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称，分众已在全国安装完1万块这种新式智能液晶平面媒体。据他估算2008年全国安装6万块应该没问题，情况如果更好，安装10万台也不奇怪。这意味着分众框架传媒原来的主打产品木质框架平面媒体将逐渐被新式智能液晶平面媒体取代。
据介绍，这称得上是全球首块智能液晶平面媒体，“框架2.0”集声音、多画面、全视角、红外、无线遥控为一体，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远程控制，按用户提供的排期表需求进行灵活的个性化播放。
谭智说，一个“框架2.0”的牛奶广告客户可在早上显示早餐牛奶品牌，晚上显示晚餐牛奶品牌，全部都是由后台系统控制的。在一次看似简单的更换中，“框架2.0”完成了向数字化的跨越。
这背后，成本也大幅提高。一块智能的液晶平面显示器成本高达6000元，而原来海报式的“框架1.0”仅需花费200-300元。谭智表示，2.0成本虽高昂，由于智能程度高，框架原来在换画的人工成本上可大大缩减，印刷成本、出错率也会大降低。谭智也不用担心全球首创的宝贝被人偷走，因为它里面装有GPS系统。
谭智称，即便收费高一点，客户也乐意买单。谭智对《中国投资》记者说，2004年底框架媒介的营业额是3600万元，全国其它同类的框架媒介公司加起来一年也不超过8000万元，但现在框架传媒一个月销售收入就8000万。
5年前，谭智并不是这般的顺风顺水，在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浪潮中，他领导的中国第一个电子商务网站8848轰然倒下，他本人亦被媒体评为“互联网十大出局者”。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3年后，在11个月的时间内，他凭借令人咋舌的闪电手法，收购整合9家公司，建立框架传媒，然后卖给风头正盛的分众传媒。框架媒介从估值的3200万元人民币做起，最后动态估值达到30亿元人民币。
一头银发的谭智，经历坎坷。无论是当农民，做销售，还是任职业经理，谭智总在追求做人到家，达到不平凡的境地。
从农民到海归
接触过谭智的人，除了感觉他对数字有惊人的记忆力外，就是他身上典型的东北人爽快性格。谭智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父亲在吉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工作，母亲是副食品商店营业员。谭智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信奉天主教的母亲对谭智的成长影响至深。谭智回忆说，母亲教导他做人一定要做到家，出类拔萃；另外要正直，不能骗人。
1972年，18岁的谭智中学毕业，到离家500公里外的吉林省麻县公社建疆大队插队。
知青生活非常辛苦，夏天要干16、7个小时，冬天干13个小时。“种田，上山砍柴，修梯田，什么都干过”，谭智说。由于肯卖力气，谭智当年入党，随后任大队长、副书记、书记，管辖着6个生产队，400多户人家，1000多口人。
1976年，谭智争取到一个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次年3月1日进入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学习，自此与IT结缘。1980年，谭智被分配到对外经贸部计算中心工作。
1981年，谭智偶然得到一个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当时，外经贸部计算中心和北京市委、人大、经贸部行政中心等接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个援助项目。
于是，谭智幸运地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第一年算公派留学，用联合国的钱。一年后，谭智争取到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理工学院奖学金，转为公派自费。6年后，谭智被授予博士学位。攻读博士期间，他还兼职教授本科、硕士课程，做到了助理教授。
留在美国的机会很多，前途也一片光明，但谭智最终选择了回国。谭智告诉《中国投资》记者：“我当时认为，中国的机会比任何国家的机会都要大。未来30年中国将经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阶段。”
回国后，谭智仍然回到外经贸部计算中心工作，被提升为处长。但这个处长很不“安分”，在美国所学的先进理论，在计算中心几乎派不上用场。
回国第一件事，谭智跑到北京计算机学院要求作免费兼职教师。他敲开院长办公室，自我介绍姓谭，刚从美国回来，是计算机博士。院长问有什么事，谭智说，能否来这里兼职教书，不要工资，不要房子，也不要补助。院长一脸茫然，说研究后再给回话。免费教书的事情再无下文。
生意场二十年腾挪
1988年2月，谭智被派到美国开公司。由外经贸部投资27万美元，谭智投入3万美元，个人占10%股份，这在当时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第一单生意是向国内出口传真机，第一批仅100台传真机就赚了10万美元。
“当时机会太多，有批文就赚钱，拿到外经贸部的批文，根本不用往外卖，外经贸部系统就足够消化”，谭智回忆道。
赚到钱后，谭在国内成立了几家独资、合资公司，搞化妆品、药品、电子产品等各种生意。
1993年6月，在知识分子纷纷下海经商的浪潮中，谭智毅然结束了5年的官商生涯，转而担任美国Chipcom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兼首席代表，负责拓展中国市场业务。
谭智摇身一变成为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缘于一次偶然机遇。
由于常驻美国，谭智经常接待一些国内代表团。有一次，他带团访问Chipcom Corporation公司，负责接待的美方副总裁问：“听说中国市场很大，我们应该到中国去吗？”当时，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很穷，买不起好东西，
“所有公司都应该去！”谭智回答。
于是，这位Corporation公司副总裁约谭智出来，谈谈中国市场。
第一次两人海阔天空地谈了3个小时。结束时，这位副总裁已萌发了到中国开办事处的想法。事后，双方一共谈了7次，“就像是我给他们做教育一样”，谭智笑着回忆说。
另一件事也让谭智记忆深刻。当美国Chipcom公司决定在中国建立办事处时，最初是想把新加坡作为亚洲总部，他们认为新加坡是中国之窗。谭智告诉他们：“中国门都打开了，你还从窗跳进去干吗呢？”双方哈哈一笑，美国人一下子明白了。
供职Chipcom期间，谭智做销售很努力，第一年出去讲产品，一年讲课大概150次，做教育市场的工作。两年内连续获得Chipcom Corporation公司最佳销售贡献奖，使该公司成为中国网络市场上最大的网络产品提供商。谭智认为，一个好的销售人员一定要很执着，不能夸大，要诚实，要从客户角度来讲产品用处和市场，而不单纯讲价格。
1995年，Chipcom被3COM收购，谭智旋即离开，加盟UT斯达康，担任中国区高级副总裁。数年后这家凭小灵通而大放异彩的公司，当时的主要业务是销售接入网设备，与华为公司竞争。
1998年，受前微软中国总经理吴士宏之邀，谭智担任微软(中国)公司任副总经理，负责微软在中国的合作伙伴选定、销售渠道开发及分销管理等工作。
未满一年，谭智离开微软。要是没有互联网，他肯定会留在微软。其时，互联网浪潮汹涌，吸引了无数的卓有建树的海归投身其中。IDG力邀谭智加盟8848电子商务网站。
而8848之行，成为谭智职业生涯中一次挥之不去的“麦城”。“浮躁！”谭智说。当时整个互联网行业，就像现在的A股市场一样浮燥，大家都认为能圈到钱就能挣到钱，能挣到钱就要圈更多的钱。当时，8848已融资6000多万美元，积极谋划海外上市。但海外上市材料递上去后，被一拖再拖。直到2001年底，互联网泡沫已然破灭，批文才下来。海外上市已不可能，人心涣散，谭智也成为著名的“互联网出局人”之一。
回顾在8848的两年，谭智对《中国投资》说：“我经常告诉自己，我没做错事，我尽了所有的努力，这件事找不到哪一条是我的原因，不是决策问题，所以我感到可惜而不是后悔。”
经典一战：卖掉框架媒介
离开8848的谭智被香港Tom集团拉去做高级顾问。谭智说，原意是去做运营，去了以后发现是做投资。还有整合团队、管理TOM在中国的投资，TOM在中国投资项目的管理、运营。这样的工作做了3年。这是谭智职业生涯中做得最长的一段。
正是在这段时间，谭智发现了框架媒介和这个行业的投资机会。当时他先请TOM投资，但TOM没有兴趣，认为项目太小。于是，谭智决定自己干。
汉能投资董事长陈宏2002年找到谭智，相约打造一个“中国高盛”。两人把自己的钱投入到框架媒介项目中。当时，这个项目并不为业内人士看好，但谭智十分偏执，自己投资，亲自管理。
后来的成功故事早已被媒体广为详细报道：谭智在11个月里，收购、整合了9家公司，打包然后卖给分众传媒，赢得25倍的投资回报。而且，赚得盆满钵满的谭智，应邀加入分众传媒，担任框架传媒董事长兼CEO。
2007年1月，谭智又被任命为分众传媒新总裁。
现在，谭智管理的生意更大了，也更忙了。谭智对《中国投资》记者说，他现在不追求名气，只想踏踏实实做些事，把事情做到家。
“一五”计划与
156项建设投资
文/董志凯
第一个五年计划，即1953—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全面的中期国民经济计划。它的成功编制与实施，对于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和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就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为有计划地建设创造条件。1951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试编了全国国民经济年度计划。1952年，成立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同时，加强了对国营企业和基本建设的管理。尽管如此，在既缺乏编制计划的经验，又无精确统计资料的当时，编制和实施全国性的经济计划难度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历时4年，其间大的修改就有6次。陈云具体主持了这项工作。最后一次修改是在1955年4—5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吸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的意见和参考苏联顾问的建议作了适当修改。计划草案由原来的12.7万字减少到10.4万字左右。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五”计划。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一五”计划是在实施两年半后才定案。
“一五”计划的制定充分体现了计划工作认真、细致、谨慎、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注重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特点。具体来看，这个计划有5个突出特点：
1．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先进分子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理所当然地被提为重要议事日程。当时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一种是苏联的办法，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这两种战略各有利弊，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中共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这一选择是出于当时的国情。旧中国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长期落后，以致在国际交往中受制于人；在被国际资本严密封锁的环境中，农业、轻工业也难以发展。当时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有限财力，如果平均使用，百废待兴，可能一事无成。没有基础工业，也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 供应机车、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为了应对战争威胁，也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这一切都决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结构充分反映了优先发展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方针。在投资总额中，工业的比重占第一位，共248.5亿元，占58.2％；在工业投资中，苏联帮助设计的主要是重工业的建设单位的投资占44.3％，加上直接配套的建设投资，则占51.5％。
2．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统筹兼顾。具体体现在：
（1）反映了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计划编制和计划作用的特点。它对于国营经济是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要求国营企业对于国家的计划必须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对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间接计划，即对个体经济通过合作的道路，对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并通过国家的价格政策和各种具体政策，对其起调节作用；对于集体经济则是指导性计划。
（2）在建设投资规模上，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一五”计划开始编制时遇到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需要与可能的矛盾：计划安排的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项目有近万个，基建投资占了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总支出的55.8％，规模很大。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指出：建设规模能否扩大，不单根据需要，还必须根据是否可能。“一五”计划根据这一原则所安排的基本建设，尽管规模是巨大的，但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力，符合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从而进展比较顺利。
（3）在投资结构的安排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兼顾其他。在427.4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各部门的分配比例为：工业占58.2％，农林水利占7.6％，运输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和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占3.7％，其他占1.1％。这样的投资结构突出了重工业与基础设施的地位，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要求。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要供应全国人民的口粮，而且要用农产品换取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的外汇，同时还为工业提供原料，农村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扩大工业品的市场。为了促使农业增产，“一五”计划一方面以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5％的资金用于农业投资(如果加上水利投资、军垦费、农村救济费、黄河治理费、长期农贷等，则为15％)；另一方面，国家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农业合作化。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大体是1：9，轻工业比例较低。这是考虑到，当时轻工业还有些基础，增产的潜力较大，而且若干轻工业产品不能大幅度增产，除了战后人民购买力较低，销路不畅外，主要原因是原料不足，影响设备利用率(1950年设备利用率，棉纺工业只达到60％，面粉35％，卷烟40％，火柴48％，毛纺不到30％，丝织35％，只有造纸和棉布超过了60％)。在农业和重工业的投资不能大幅度增加时，即使增加轻工业部门的投资，提高其设备能力，也达不到增产的目的。因此，轻重工业的这种投资比例在“一五”时期是合理的。
（4）在发展速度上主要考虑原有企业增产能力与农业发展水平，留有一定余地。在最初试编五年计划概要时未经过严格的计算，对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要求过快，安排平均每年递增20％，其中国营工业平均年递增24％左右。后来经过反复测算，在五年工业总产值中，靠原有企业生产的比重占70％，只有30％靠新建企业。此后，在具体指标的计算上，计划安排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6％，其中工业产值每年递增14.7％，生产资料的生产每年递增17.8％。执行结果，工业发展速度达到平均每年递增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年递增25.4％。农业的发展是保证工业发展和整个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增长，最初的草案也安排得比较高，要求平均每年递增7％，原因主要是对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及农村互助合作的有利条件估计过高，而对限制农业发展的许多不利条件估计不足。后来在修改计划过程中，考虑到农业生产1953年、1954年连续两年都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的主要指标，又作了适当的调整。最后确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3％。
（5）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全国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的。在解决资金和人材问题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这个比例说明，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取得经济建设所需资金。1952年8月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草案中，明确提出资金积累的4个主要来源：
①靠有计划地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国营工商业的收入；②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商税；③在增加农业生产条件下，增加农业税收入；④适当节约行政费用的支出。此外，国家还通过发行公债增加建设资金，从1954年到1957年共发行4次，实际发行额27.5亿元；同时，在城乡大力吸收储蓄存款，以补充建设资金的不足，1952年底城乡居民存款余额约为19亿元，到1957年底达到38亿元。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排斥接受友好国家的援助。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的困难条件下，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时期新建、改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从选择厂址、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供给新产品的技术资料以及培训技术人员、接受留学生和实习生等多方面，苏东国家都给予了具体帮助。对于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各项援助、贷款，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用来购买军事装备、物资的贷款在内，中国从1955年开始用大量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来偿还，到60年代初全部还清。
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
工业基本建设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其标志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它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石与里程碑。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其中建设的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钢铁工业为例，仅1956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炼钢能力（最高年产量为1943年的92.37万吨）。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535万吨，只花了5年时间；而美国钢产量从1880年的127万吨提高到1892年的501万吨花了12年时间；英国由1880年的131万吨提高到1903年的511万吨，经过了23年时间；法国从1897年的134万吨提高到1923年的530万吨，则经过了26年的时间。这就是说，“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5年所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12年、英国23年、法国26年所走过的路程。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我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近千个工业建设项目，也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旧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有限的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大西北，1949年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弱，近百年来始终没有工业基点。微弱的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隅，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个五个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局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在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部分造船厂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资金大部分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占32.9％；西部地区占20%。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中，能源项目有：铜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酃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电站、重庆电站、个旧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石油化工企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等。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配套项目，因此，“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形成第一次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156项”等重点建设项目也为中国工程设计、技术、施工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这使“156项”进入自主建设阶段。截至1960年底，“156项”已建成133项，还有17项正在建设中。我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
“156项”建成以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扩大工业规模，这些企业将全部利润上缴国家，固定资产折旧率很低、更新很慢，当它们把相当于国家投资十几倍、数十倍的利润上缴国家的同时，却没有权利与能力更新改造自己，以至迅速地衰老了。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对经济体制认识上的僵化，使我国于1956年、1965年和20世纪70年代多次与改革机遇失之交臂。以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考验，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建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充满活力的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企业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其中大部分经过改制、重组、转产、调整结构等艰难跋涉而重新崛起。
随着工业化建设的进展，至“一五”时期结束的1957年，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显反映在产业结构与社会劳动者的行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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