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宏观调控重在控制力度”
本报记者对话渣打银行(香港)亚洲区总经济师关家明
“其实去年中央进行宏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可以做的都已经在做了,今年的重点,不在于运用更多更新的调控工具,而在于完善细节和控制力度。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需要密切关注已实施的调控措施效果,避免调控措施效应的积累与外部经济的减缓对实体经济造成打击。同时,还需理性处理今年美欧出于政治因素而掀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
■ 人物简介
关家明:2005年加入渣打银行,现为亚洲区总经济师、研究部主管,专责东亚地区之经济分析事务。其团队包括14位经济师和专业分析员,分驻于香港、北京、上海、首尔、台北、曼谷、星加坡和雅加达各地。
新政府不会改调控方向,仍然会多管齐下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此前便指出利率已不能一招走遍天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如何看待今年中国的一揽子宏调措施会否增加新的成分?
关家明:我认为中央现在做的已经看出不是单靠利率一招了。包括利率、存款准备金调升到国债销售等,实际上可以做的措施都多多少少在做了,今年的区别将体现在力度问题上。我认为今年将保持相当的调控力度。很多人认为,新一年会开始新一轮的调控,我认为,若今年要重复去年的调控措施,则必须要经过一定时间段后,方可再起步。
现在看来,政府会抓得比较紧,在过去一段时间已感受到压力比较大的环节,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在未来的两个季度仍将面对较大压力。对整个经济而言,本阶段这种压力是无可避免的,因为通胀势头很明显,社会对通胀的预期也没有以前般稳定,通胀压力正变大。在这种局面下,若还不加大调控力度,将来再处理通胀就会比较难。其实采用的措施未必一定有很多新意,仍然会多管齐下,至于哪种措施力度会加大,哪种措施力度会减弱,就要看具体情况。
压低食品石油价格,还要从供求关系方面下手
南都:事实上,有观点认为今年3月选出的新一届政府班子,可能会加大宏调的调控力度,因为去年以来的调控措施,被不少人认为效果有限。你如何看?
关家明:很难从人事变动去猜测政策的出台及其实施效果,这里面变数很多,尤其在目前人事变动仍不明朗的情况下。
不过无论人事怎样变,要推翻现有的正确方向向一个令人担忧的方向转舵,是基本不可能的。虽然去年的调控措施似乎成效不大,但方向是对头的,只不过其中一些措施可加快实施步骤,一些地方可以用更微妙的手法处理。对整体经济形势的判断,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挑战。
如利率决定权是在国务院,存款准备金决定权是在人民银行,很自然用存款准备金来调节的频率要高于运用利率进行调解的频率,这不代表人民银行认为不需要加利率,而是体制的刚性限制较大,实施起来比较难。
这是否一定不好?也未必,利率的影响是全局的,牵涉到很多方面,决策过程会更加长。因此3月的人事变动不会造成很大变化,而只会在个别的速度、细节上进行微调。现时的情况,是资产价格膨胀与一般消费品价格上涨共存,消费品中又以食品、副食品和能源的价格推动力较大,此时要防止与上述类别商品无关和联系不紧密的商品价格也一起起哄上涨,这点是要紧盯的,另外还要采取措施把食品和石油的价格重新压下来。这意味着不单是中央要从价格管理方面下功夫,还要从供求关系方面解决问题。
中央要协调好各部门关系,这是新挑战
南都:关于股市与楼市这两个中央的调控焦点,你认为今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关家明:这是内部流动性的问题,其实这部分流动性未必一定大大超过实际需求,但其疏导渠道并不足够,造成很多资金流向一些短期的投机性环节,包括股市和楼市,这不是单靠货币政策可解决的。因为利率等较宏观的措施,是一刀切的,很难说通过缩紧银根,就能促成资金从股市流向其他地方的目标,那样做只能令银根全面紧缩。
中央看来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近期的调息中,特意分别处理长短息,短息仍然抽高,但长息抽高的比例较小,其中的意思是鼓励长远投资,压制短期投机。
重点不应是单纯抽紧银根,而是如何让流动性的流量和方向合理化。就股市而言,当然利率提高会有影响,但这一影响也不总是确定的,因为在经济兴旺时,利息的增长很难赶得上投资利润和资产价值的增长。此时更重要的就是非货币政策,如市场监管和股票供应,以互相配套。于是解决今年资产价格膨胀,就不再单纯是货币政策,而还包括一揽子的投资政策。这需要多个部门互相配合,鉴于以往一些部门互相对着干的情况,中央要协调好其中关系,这个是新挑战。
中国内部经济足以抵消外部冲击
南都:不过对中国而言,次贷引发的整个外部环境变坏已被认为是今年的一大经济挑战,例如疲软的美元上周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破百,为此中国谋求经济转型,更多地倚重内需,但转型能否迅速完成,还是将经历明显的阵痛?
关家明:未来一年中国要注意的问题,是若在宏调力度加大的情况下,同时碰上外部衰退,有导致硬着陆的风险。幸运的是,与内部经济动力薄弱的经济体相比,中国对外部经济转坏的抵挡能力更大。
事实上,在外部经济放慢的情况下,中国内部经济仍然强劲。理想模式当然是在出口放缓的情况下,转向依靠内需拉动,问题是内需不会永远都这么高。这意味着现时由于过热引起的需求在未来可能难以为继,这凸显把目前内部过热的地方降温,以在外部环境转坏的情况下,让内需提供持续支持的必要。
最差的情形会是怎样?在中国去年高达11.5%的GDP增长后,今年若能保持在9.5%,实际上也不算太差,而且国内一直认为这一幅度较具可持续性??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9%到10%的区间内。因此出现大冲击和硬着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可能只是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分别罢了。但不排除个别部门,例如出口、金融等调控关注的部门就要差一点了,这些部门在短时间内的压力会较大,这也体现出微调的困难之处。
今年的贸易摩擦不会减少只会增加
南都:除了美国这个引擎在放慢,欧盟的声音也在转强,正如渣打中国区研究主管王志浩指出的,欧盟不想再扮演老好人的角色,这可否理解为今年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要会来自欧盟?
关家明:有人说贸易摩擦对中国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人民币升值目前给人的印象也是来自外部压力,加上北京也或多或少需要通过汇率措施来解决其内部的一系列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其实想通过制订最合适的汇率,来确保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稳定增长。若外部的保护主义加剧,中国也难以置身其外,需要作出一定调整。但这种调整不应是对方要什么就给什么。再考虑美元实际上自2002年到现在已贬值了近1/3的事实,没道理美国的贸易赤字一直放大而不会缩小。
这得出的结论,就是影响美国贸易平衡问题的,不单是汇率问题,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与美国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等一大堆的考虑要综合到一起。今年的贸易摩擦不会减少只会增加,除了美国大选,还有欧盟本身经济也可能会放慢等因素,特别是其原本贸易条件较差的成员国,在欧元大幅上升后会感受到比较大的压力。中国就成为方便的靶子。
本报驻港记者 覃羿彬
■热点回应
今年汇率波动幅度更大
今年的汇率政策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变,应该可以运用得更加灵活。即升值幅度相对放大,波动幅度也相应放大,更重要的是汇率工具也会更丰富,不单是即期、远期工具,还包括期货、掉期工具,帮助中国企业更灵活地运用汇率工具去规避风险。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汇率的活动范围会更大,但不会像一部分人所说的一步到位,这完全不切实际。
热钱流出并非外资撤出
虽然表面上中国的热钱不少,但一些大的对冲基金在中国的作为其实不多,因为中国的资本账还没全面开放。因此在中国流转的热钱很大程度上是“假外资”,包括中国此前流向海外的资金,来自华侨和其他“假外资”身份的企业,与国际市场的资本大鳄有很大分别。有媒体所说的“外资机构和明星投资者减持中国资产”只是少数。目前很多热钱通过地下渠道出入,调控的难度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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