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生态：珠三角产业工人写照

　　广东省外来务工人员多达2600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如候鸟般的群体，大部分在特定时节，在珠三角与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广西、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区之间来回迁徙。

　　2008年春运，一条南北大动脉的梗塞，改写了这些产业工人的迁徙步伐？

　　基础设施滞后

　　2月4日凌晨3时，准备返乡的外来工刘月娟抱着行李，蜷缩在候车室铁椅上，她已经等候20小时，不敢昏沉入睡，唯恐错漏导乘人员列队候车的召唤。

　　刘月娟的家乡是广西贵港，对于在东莞长龙镇一家手提袋厂打工月收入只有1200元的她来说，火车无疑是第一选择。

　　这些年，刘月娟买火车票并不难，每年工厂都有团体订票。从1999年开始，广铁集团针对企业提前发售团体票，该项业务量已经从最初的17万张增加到今年的80多万张。在这些企业中，农民工人数多的优先考虑。

　　根据广铁集团春运前的预计，2008年春运客流量将突破2000万人。广铁集团新闻科副科长谢小玲告诉本报记者：“铁路春运中，50%以上是农民工。”照此计算，农民工客流量在1000万人之上。广铁集团不足600万人的总运力现实，应付节前（一般指除夕前十五天）700万~800万客流量和节后（一般截至正月廿十五）1000多万的巨大客流量，就多少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与长三角区域外来务工人员分布区域的广泛和分散特点不同，多年来，虽然深圳站、佛山站、东莞站和广州火车东站先后分流了部分返乡人潮，但珠三角的返乡人群大部分仍从广州火车总站出发。

　　目前，广东省已经启动了部省合作的14个共2800公里的铁路建设项目，且其中的8个项目已经开工，但由于铁路建设周期长，并不能解燃眉之急。

　　返乡情结

　　与铁路建设缓慢的进程相对应的，是这个农民工最大聚集地年年增加的返乡人群和无法平息的返乡情结。

　　中山某塑胶厂打工的河南人张婧的车间有两三个人，为了能回家过年宁愿辞职；而她的另一个老乡，花900元从票贩子手上买了两张价值不到400元的火车票，又在广州火车站苦等两天两夜，只为了雪灾影响下京广线畅通的一线希望。

　　在番禺某日资电机厂里，每年一到春节前，总有大量的工人辞职回家过年，“他们请不到那么长的假，干脆辞职回家，过了年后再来找，反正同类的厂招工很多，不用太愁年后找不到同类的工作。”该电机厂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本报记者。

　　“过年回家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情结，而对于农民工而言，更是一种难以取代的情感。”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对记者说。

　　根据广东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截止到节前的2月5日，广东全省已有460万人返乡，经劝留在粤过节有304万人，留粤过节人数超过1300万人，留粤过节比例由1月27日的52%提高到68.1%。

　　不过留粤过年的打工人员中，仍有156万人计划返乡，其中有约80万人计划在初一后返乡。而返乡情结的背后，是这一群体在城市里相对艰难的生存状态以及这一人群所从事职业的不确定性。

　　城市的归宿感

　　在张婧看来，“外边再好还是家里好，迟早要回去的”。她和丈夫在广东打工两年有余，却从未想过在广东扎根。而她见过很多人，都是打算终身打工，等老了实在没能力工作时再回老家。

　　对于张婧而言，买房，夫妻两人共每月2000元出头的工资根本供不起高房价；孩子，把孩子接过来生活开支将增大，且无人照顾；孩子上学，外地户口每年要付四五千元的借读费，且所处也是农村周边新兴的工业园区，“和老家的教育差别不大”；社保，可以买也可以不买，买的话从工资里面扣，将来不在这儿工作了也取不出来，所以和很多人一样选择不买。

　　而张婧们之所以选择“等老了实在没能力工作时再回老家”的想法，无不出自于一个基本的现实：那就是回家后就业机会少，同时面临贫困的压力。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基金与创业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郑磊认为，即使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仍很难让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稳定下来，“他们留恋的是一个朋友的圈子，一个老乡的圈子。”

　　“目前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服务于这些外来人口，而城市的财政收入又缺乏再投入服务于这些外来人群的制度设计。”郑磊说。以“移民城市”著称的深圳为例，2007年深圳有1400多万人口，但落户人口仅有200多万户。按照深圳的规划，即使到2010年，深圳的固定人口也仅将增加至260万人。

　　刘开明则举例，以深圳每年200多亿元的财政收入计，只有30%左右的支出用于本地。而实际上，地方政府每年只需要开支6亿元，就能解决近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

　　“所谓的缺乏城市归宿感，就是指劳动无法使自己的身份产生转变，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一个向上发展的通道。”刘开明说。在历经20多年的城乡差异化发展之后，户籍、社保、子女教育的无法流动仍然是横亘在这些城乡之间难以融合的隔阂。在城市从业的收入所得与城市相对昂贵的生活成本相比，仍使外来工望而却步。

　　“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安排，这种二元化的社会结构转型进行得依然缓慢。”刘开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