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将原建投公司、交投公司、城投公司整合成立“合肥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中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性资金,注入优质资产,提高了融资能力。并且,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拉动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激发了发展活力,释放了发展潜能。
城市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对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来说,改善城市面貌、优化投资环境、扩大经济容量,建设资金从何而来一直是个难题。
事实上,通过举债和土地开发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已成为中国城市的普遍做法。合肥,作为中部一个正在加速崛起的省会城市,亦不例外。
但综合观察合肥市自2006年开始的大建设进程,其决策的魄力、强效管理和强势运作,不能不说别有一番特色??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建成总长406公里的211条道路、90座桥梁,以及在建和建成的一大批环境治理工程、滨湖新区、居民经济适用房等等,都让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感受到大建设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显著变化,感受到在这种变化中合肥市政府各部门和广大市民对推进大建设的高昂热情。
用合肥市财政局局长孔向阳的话说:“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但‘大发展、大建设、大环境’的发展战略要求,令合肥市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
而支持这一变革的最直接动力,就来自于合肥市推进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资金涌动 建设快上
合肥进行大建设,仅靠地方财政的支持只能是杯水车薪。怎么解决“找钱”的问题?
孔向阳介绍说,推进合肥大建设,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而投融资改革首当其冲。
为此,合肥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市投融资管理委员会,并批准成立了市投融资管理中心,负责政府融资、债务及资金管理工作。
同时,通过资源整合,合肥将原建投公司、交投公司、城投公司合并成“合肥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中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性资金,注入优质资产,提高了融资能力。截至2007年9月底,该集团(合并报表)总资产已达248.3亿元。
在此基础上,合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向国家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亚洲银行贷款,获得了大量的建设资金。
在投融资体制改革过程中,合肥还有效地建立了风险控制机制,而不是盲目地举债发展。通过各项经济指标测算,在融资能力、还款能力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合肥市政府资产被当成企业资产来进行资本运营,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合肥,只要是用于建设的资金,财政都保证供给,财政保证不了,就融资解决。总之,要充分调动力量去干事业。”孔向阳说。
融资运作 效率提升
“投融资体制改革,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使合肥市的整体融资能力大大提升。”合肥市财政局副局长吕长富说。
在大建设期间,合肥市通过本级财力安排、政策性银行贷款、商业银行贷款等渠道,共筹集大建设资金148.29亿元,有力地支撑了“三大战略”的实施。
据介绍,投融资体制改革为合肥带来的成效,不仅仅是解决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来源问题。合肥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武好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其带来的效果和变化,至少还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使融资成本降低。工程项目融资的方式改变了过去除开行贷款外,资金需求以流动资金为主的局面。目前,合肥市本级10年及10年以上项目贷款占融资总量的72%。部分项目融资在国家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5-10%,预计可节约资金5.76亿元。
二是融资结构趋于优化。从以往的短期债务为主变为长期贷款占半数以上。这样一来,尽管融资规模大幅增长,还本付息的压力反而小了。
三是实现了政府债务的动态化管理。在改革中,合肥市在摸清政府债务家底的同时,按照谨慎性原则要求,测算出市政府未来若干年内可负债规模。通过可负债规模来指导政府年度投融资计划安排,使得政府债务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四是使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前瞻性进一步增强。合肥市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中,加强了与规划、计划、以及有关项目单位的联系和沟通,科学编制年度投融资计划,不断增强投融资工作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实现项目与资金平衡,资金来源与支出平衡。
五是使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升。合肥将财政资金支付管理方式和程序引入大建设工程资金拨付管理,通过制度规范资金监管,提高大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据合肥市财政局的统计数据,2007年大建设项目平均月申报需求资金7.3亿元,审核拨付资金3.65亿元,核减率达50%。
系统改革 整体联动
孔向阳介绍说,合肥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拉动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激发了发展活力,释放了发展潜能。
“投融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做得不好,配套改革跟不上,投入越多,浪费越大。”李武好说。
因此,合肥市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不是“单兵突进”,而是通过这一改革拉动了一系列相关配套体制改革。例如,拉动工程招投标体制改革全面实施,实行有效最低中标价制度。拉动土地交易制度改革,实行净地拍卖。拉动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实行规划、立项、招标、工程管理、资金拨付、决算审计等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六分开”管理体制。拉动征地拆迁体制改革,实行先拆违后拆迁原则和“三榜公示”制度,极大地降低了拆迁成本。拉动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等制度改革,聚集政府性资源;另一方面,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优先安排教科文卫体等事业支出的同时,安排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的资金数量明显增加。
“大建设提升了城市承载力,改善了发展环境,促进了招商引资,从而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带动财政收入增加。反过来,财力增加,又使得政府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大建设,形成新一轮的良性循环。”孔向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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