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纵论当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

　　本报北京3月6日讯 记者程瑞华 王晓欣报道 在今天上午10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当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宏观调控效果明显五年来，货币政策经历了稳健、适度从紧再到从紧的转变。

如何评价这五年来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效果？当前宏观经济中依然存在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增大等诸多挑战，央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实行多久？

　　周小川说，党中央、国务院始终要求货币政策应具有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这五年情况看，货币政策在科学性和预见性方面有不小的进步。从2003年开始，国务院、央行和国家主管部门就开始研究中国双顺差问题，即资本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需要货币政策及时作出响应。同时，开始设计和推行一系列回收流动性和调控流动性的措施。我们现在执行的措施基本上都是2003年设计并开始试行的。2003年6月份，“非典”还没有结束，央行就推出了调控房地产信贷的措施，使房地产信贷包括开发商信贷和消费信贷规范化，防止房地产市场过热，这说明货币政策还是非常注意科学性和预见性的。

　　国家经济在这五年有比较平稳的增长，宏观调控措施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及时的。

　　宏观调控一方面取得了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的储蓄率比较高，表明银行体系可流动的钱比较多，这样就有推动投资的基础。有足够的钱做支撑，经济就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流动性偏多、投资热情偏高的现象，所以货币政策要不断调整。但调整过程中也不能压得太狠，如果把流动性压为零，把投资热情全部压掉了，也不太好，所以要不断跟踪这种变化，调控力度要合适，保证国民经济能够稳健增长。

　　但挑战也在不断出现，比如国内物价上涨过快、国外次贷危机的冲击，经济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事情需要学习。我认为这五年的调控，从货币政策来讲，有两个特点，第一，特别倚重于改革开放。宏观调控体系本身就是处在改革过程中，要在改革中逐渐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必须依靠微观机制，也就是微观的经济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他们必须是健康的、行为合理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正确响应宏观调控措施的要求。因此，微观机制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要有一个好的监管机制。2003年成立了中国银监会，强化了对银行业的监管，同时证券监管和保险监管也都得到了加强，外汇管理方面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加强。因此，要依靠改革开放来实现对宏观调控的支撑，打好基础。货币政策的实施要达到预期效果，还要有良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宏观调控政策确定以后，能否顺利传导到金融机构，传导到各类企业和个人，需要不断改进，需要与时俱进，要适应经济运行的情况，应对新的挑战。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举个例子，中国以前对资本充足率监管不够严格，现在，在各方面努力下，实行了比较严格有效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于货币政策的传导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五年来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但还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新的不确定性，我们还要不断地研究分析，跟踪形势的变化，积极应对挑战，把工作做得更好。

　　抑制通胀不是汇率浮动变化的主要原因

　　在过去20个月中，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明显加快，央行是不是更积极地利用汇率政策来抑制通胀的压力，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的紧缩政策，比如利率政策将会较少应用？周小川认为，汇率变化幅度其实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力量，也就是市场供求双方对于汇率走势的看法。同时，汇率机制是在市场供求基础上，参照一篮子货币的变化，因此，不仅央行参照一篮子货币的变化，市场的各参与主体也非常注意观察每天外汇市场的变化，他们的这些关注在市场上都会有所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弹性的增大和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加大，最主要还是因为汇率形成机制的改进更加市场化。

　　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就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抑制通货膨胀不会成为汇率机制改革或者市场汇率浮动变化的主要原因。在通货膨胀控制方面，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国内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措施。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谈到了九项措施，这些都是针对通货膨胀的综合性措施。所以，没必要把汇率变化过多地看作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央行鼓励对外投资各类限制审批将逐步减少

　　金融机构综合经营步伐越走越快，但是在监管方面有一些跨行业的风险可能预计不到，如何防范环球风险和跨行业经营带来的风险？

　　周小川说，综合经营有风险、有弊端，也有有利的方面，这取决于利弊的比较，同时也取决于未来的方向，包括全球化运作的方向。作为金融业来讲，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即便什么事情都不做，也要承担风险。所以，金融业需要应对风险如何搭配、风险如何相互对冲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从长远来看综合经营给风险管理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做这件事也是很谨慎的。前几年提出对综合经营进行一些积极试点，然后稳步推开，就是为了防止国际上出现的某些风险。

　　关于个人对外投资方面的逐渐放开问题，其实国内对外投资是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每种方式都有不同的利弊，同时适应不同的人群和投资选择。

　　刚才提到，中国的储蓄率比较高，如果都用到国内投资，那投资可能就会过热，也有可能产生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一部分钱要投资到国外去。国家鼓励对外投资，各类限制性措施会逐步减少。

　　美国次贷危机尚未见底需要密切观察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对美、欧金融和经济都产生了很大冲击，那么，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和经济发展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因而作出调整？

　　周小川说，次贷危机从去年夏天开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见底，所以不可小视。对我们的影响，现在能够看到的，第一，是对金融机构的直接影响。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次债方面也是有一些投资的，这些投资也会有损失，但是总的来讲数量和比例都不大，金融机构能够消化。另外，中国金融机构规模比较大，经营状况也比较好，少量的损失是可以承受的。

　　第二，是间接影响。美国经济带动全球经济会产生哪些变化，包括在国际贸易方面产生的变化？这些对中国经济会有进一步的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观察。另外，这种影响有可能是一轮一轮的，美国经济波动第一轮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欧洲的国家，这些国家又间接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我们对此要有充分估计。

　　第三，从政策层面来看，美国通过降低利率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利率或者中国的货币政策会有影响。我们看到，当今的全球经济，相互作用的影响比以前大多了。过去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利率政策都是比较相对独立的，但是现在各国利率政策的相互影响比以前增大，由此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需要观察。

　　再有，美国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政策来防止经济衰退，这些政策会不会在当前或者今后一段时间使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它放松银根，采取一些财政补贴或者救助的措施。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本来就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有关系，如果全球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加剧的话，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也会有进一步的影响。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分析套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

　　中国房贷发展比较健康但也需要关注风险

　　关于房贷问题，周小川表示，中国的房贷，特别是住房消费信贷，目前发展比较健康。另外，因为只是在进行房改以后才有住房消费贷款，或者说真正意义上启动了住房消费贷款，因此这项业务开展的年头还不长，虽然这些年增长速度比较快，但总的比重还不算大。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还要继续发展住房消费信贷业务。

　　中国住房信贷业务的质量怎么样？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各家商业银行在掌握住房信贷风险控制和条件上，都是比较严格的。首先，绝大多数住房消费贷款首付比例在30%左右，当然，根据不同的条件会有差别，但我们从来没有搞过零首付。再有，对偿付能力都有明确的审查，住房贷款必须查询个人征信系统。我们也没搞过什么首期零利率。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与美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住房信贷总体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发展信贷产品或者信贷衍生产品，也不会出现太大的质量问题。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金融机构为了抢客户，发放了一些不符合操作程序的贷款，或者表面上符合操作程序但实质上有违规行为的贷款。这些违规贷款，目前来看，比例还不太高。这属于商业银行自身风险控制或内部合规方面的问题，需要商业银行继续关注并控制好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