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滞胀风险需宏观调控“多管齐下”

　　■杨涛　　

　　中国经济新闻网讯：进入2008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局面：一方面，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虽然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调控力度不断加强，但由于罕见雪灾的影响，去年12月并未成为预想中的物价涨幅顶点，今年1月份CPI同比增长7．1％，PPI同比增长6．1％，都再创新高；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次级债危机和经济放缓的影响，全球经济运行存在进入下行周期的可能，中国经济将来或许会受到外部拖累，而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企业投融资环境趋紧、技术进步不足等因素作用下，加上调控经济过热的政策效果逐渐显现，以及雪灾的直接和间接冲击，最终可能导致2008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增加。

　　通常来看，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繁荣、衰退、复苏和扩张。其中，在繁荣阶段后期，向衰退阶段的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济逐渐减速的过渡，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实际GDP高于潜在GDP，但是经济增速已呈现趋势性降低，同时通货膨胀仍处在高位，根据各国经验，此时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危害。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2007年4季度GDP增速为11．2％，低于前两个季度的11．9％和11．5％，但依然高于GDP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幅度仍呈上升趋势，客观上说明中国经济正处于繁荣阶段的中后期，即经济减速阶段。

　　有鉴于此，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应该是尽量延长这一减速过渡阶段，并努力降低未来经济衰退的幅度，实现“软着陆”。要达到这样的调控目标，单一经济政策难负其重，而需要构造“多管齐下”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一，宏观调控应注重需求管理的“适度”。长期以来，我国宏观政策一直把需求管理作为调控重点，2007年的紧缩类政策也主要旨在抑制需求的膨胀。但2008年经济形势的演变，使我们在调控总需求时必须注意“适度”，避免“过犹不及”的风险。具体可以从构成总需求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来看。

　　首先，去年11月以来，投资增速开始逐渐回落，但也要注意到，在出口不确定性增加、消费并未实质性启动的情况下，高投资增长率已成为维持经济高增长和就业的基本条件。对此，一方面在调控投资的行政性审批措施和货币政策都逐渐收紧的情况下，要注意单纯为“压投资”而导致投资增速回落幅度过大，损害到增长潜力。另一方面，抑制投资增长也要避免“一刀切”。事实上，在雪灾中，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方面呈现严重瓶颈，再次说明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仍然巨大，尚未达到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相匹配的水平，因此要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在灾后重建中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是要回到过去依靠财政投资的状况，而是应逐渐放开市场准入，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引入多元化资本，在竞争与合作中，提高投资效率与规模。

　　其次，由于经济多年处于繁荣期，居民收入增加，在政府消费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今年的奥运因素也将为消费增加动力。但也要看到，去年消费增长也有通货膨胀导致居民名义收入增加、食品等刚性支出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今年通胀率居高不下，对居民消费能力的损害也是深远的。为了避免未来居民消费可能遭受通胀和衰退的双重冲击，继续加强对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都是必须考虑的措施。

　　另外，由于美国经济疲软，加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在人民币升值和调整出口结构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未来净出口增速可能会有较大回落。基于长远利益，我国应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解脱出来，逐渐转向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持续型、节约型的大国发展模式，因此净出口增长率的适度下降，应该可以作为抑制总需求着力点之一。对此，继续调整出口结构，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都是可取的政策选择。

　　最后，货币因素也是造成需求膨胀的重要原因。据统计，2000年开始，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连续大幅高于GDP增长率和通胀率之和。2004年上半年后，M2出现持续的趋势性上升。应该说，充裕的货币供给是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影响因素之一。影响流动性过剩的原因非常多，但无论如何，从源头上控制货币总量也是反通胀的必要条件，这同样是为了表达货币当局反通胀的决心，稳定公众预期。

　　第二，宏观调控应强调供给管理的重要性。当前经济局面，我们可以理解为总供求的某种失衡所造成的。其中，实际总供给高于潜在总供给所表现的“过热”，将随着政策对过度需求的抑制而逐渐弱化，此时，如果直接影响供给的因素，会造成总供给额外大幅下降，则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因此需要巧妙应对。在影响总供给的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价格、技术进步和成本要素。

　　首先，基于对物价上涨失控的担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价格干预政策，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近期政府采取行政性价格干预，本质上基于两种目的，一是控制通货膨胀的蔓延，二是避免通胀对公众福利的损害。对于前者来说，虽然行政干预在短期内会对物价有立竿见影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源。同时，也必然会对市场基础上的价格形成和供求机制带来严重损害。对于后者，事实上与其强力控制与民生相关的产品价格，还不如多增加民生方面的保障。因此长远来看，应该尽可能缩短价格干预阶段，或者更多以价格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姿态”，来弱化公众通胀预期。

　　其次，虽然近年来中国生产率提高迅速，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工业化中的技术进步不足。事实上，目前的高投资主要来源于城市化，在城市化带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更能反映工业化水平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额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也必然会影响产业升级的步伐，实际上近年来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并没有多大提高。这样，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两大经济增长动力中，我国便缺少了重要一环。因此，推进技术进步，增加有效供给，是促使经济健康增长的基础。对此，有必要适时采取各类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提高的政策选择，例如尽快在全国推进增值税从生产型到消费型的改革，虽然短期对投资需求有扩张性，但能够带来设备更新、产业升级、有效供给增加的更多好处，总体上看利大于弊，能促使工业化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再次，资源、劳动力、土地这几种成本要素的价格上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供给下降，并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一则，我们知道，在长期扭曲的价格形成机制下，我国一直人为地压低资源要素的价格。但近年来，资源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展开，这使各种能源、资源都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资源市场化改革必须进行，这一过程中的企业利润下降、物价上涨都难以避免。二则，近年来劳动力价格上涨也较快，成为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长期被低估的情况下，这也是必须承受的经济成本，但要注意的是，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已较高的情况下，改进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制、工资清欠制等措施，都只能缓解劳动者利益受损的程度，不能从根本上保障职工收入稳定增长、促进公平分配。关键在于改革工会职能，促进劳动者利益谈判能力的提高。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工会是劳动力价格形成中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促使工资合理化的基本要素。在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政府理应通过改革现有工会，或支持建立新工会，才能使劳资双方在公平的游戏规则基础上，理性探讨工资增长问题，这也是多数国家处理劳资问题的制度前提。三则，土地价格上涨过快，成为经济中严重的非稳定因素，不仅提高了生产成本，而且造成需求泡沫。对此，只有改革现有“土地财政”模式，弱化地方政府卖地冲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宏观调控还应尽快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在经济运行中，结构性失衡可能是常态，往往会出现某一部分资金、商品、劳动的供大于求，另一部分资金、商品、劳动的求大于供。当这种结构失衡为个别商品时，属于微观问题；但当这种结构失衡到了产业或部门时，就成为宏观问题。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经济结构问题，只是由于种种制度和经济缺陷，我国的结构失衡更加严重。从根本上看，目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都可以归结为结构失衡所造成的。为了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宏观调控不仅要着力于总量，更要考虑结构优化。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有三个层面的表现。

　　第一层面的结构失衡，是储蓄结构失衡，这也是流动性过剩、投资旺盛、外汇储备增长等众多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源。我们知道，经济均衡可以表述为储蓄等于投资，近十几年来，储蓄大于投资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换言之，尽管此间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但仍然没有能满足高储蓄率的要求，此时，必须由净出口来满足国内投资缺口，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储蓄结构中，居民储蓄率已呈下降趋势，政府储蓄率则不断上升，因此政策着力点，要从增加居民消费和降低政府储蓄率两方面入手。第二层面的结构失衡，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失衡。通常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贸易部门生产率进步大大高出非贸易部门，这会带来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但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和资源价格的扭曲，这一过程难以实现，导致整个价格水平长期被压低，实际汇率上升缓慢甚至还在下降，由此，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转化成名义汇率升值压力的累积。如果不通过结构调整来消除两部门间的价格传递关系，流动性过剩和累积的隐性通胀压力就难以释放。第三层面的结构失衡，是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这些传统的结构调整问题，虽然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这些结构问题，但近年来某些领域的结构失衡甚至更严重，这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第四，宏观调控需要市场化改革的配套进行。从动态均衡角度看问题，实现总供求均衡，还要建立能达到总供求均衡的机制。即使是曾长期忽视机制问题的西方经济学，近年来也有所转变，如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予了三位机制设计理论的奠基者。在我国历次重要的宏观调控过程中，都曾经配套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这对矫正制度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起到了非常深远的作用。例如，在1993年到1996年间进行的宏观调控中，于1994年开始了财税、金融、国有企业、住房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使总供求均衡的内在机制进一步完善。但是，在本轮调控过程中，迄今为止对改革的强调还有所不足，由于过分强调调控，甚至某些方面的改革还出现“体制复归”风险。应该说，如果不能抓住重点，加快市场机制的改革与完善，那么即使宏观调控强力把经济风险压下去，实现短期总供求平衡，这也是脆弱的均衡，相关问题有可能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中再次爆发，而且更加严重。对此，有必要把改革与调控放到同等地位，再次通过改革来释放经济活力，增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供求失衡的能力，避免短期调控对长期经济健康增长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