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卸任前最后一次接受专访

成思危　连旭/图

　　成思危，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传奇人物，一个叫人难以忘却的参政党领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

　　3月13日下午四点，在北京市朝阳区吉祥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机关大楼，在成思危位于三楼的新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媒体专访。

　　他的幕僚说，他的办公室原来在四楼，两个多月前他在民建九大上退休，而后执意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继任者，还表示不要办公室彻底回家。经不住旧日同事的劝慰，他搬进了三楼那间小办公室。

　　依照中国政党制度的规则，他在结束11年民建中央主席使命之后，还要告别全国人大的政治舞台，从担任10年的副委员长高位上卸任。“后天我就离开人大了，新的副委员长就要出现了。”他跟我说，这是自然的事，某种程度上是件高兴的事。就职务对应的责任而言，他愿意我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描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他说话时的淡定和从容，就像说别人的事。

　　他尊重组织意图。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回顾他的个人历史，他的荣辱进退的确是组织决定的。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民建会员，从民建中央主席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一步都打上了组织的烙印。

　　但个人的选择同样不可或缺。16岁那年，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越过罗湖，“投共”到内地，是他自己的选择。“文革”中他和一群来自香港的理想青年受尽屈辱，很多人离开祖国，而他却选择留下。46岁那年，弃化工学管理是他自己的选择，学成后没有留在美国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问他为何会离开父母来到内地，他把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热情的觉慧，并用我的年轻和他的年轻解释说：你们年轻，不懂得那个大转折的时代。他说，那时候在香港，不少年轻人像他一样，受左翼进步作家的影响，揣着报国情怀，拥抱了新中国。

　　一时的冲动或许容易理解，难的是虽九死而犹未悔。他的父亲，一代著名报人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大名鼎鼎的开拓者，在和汪精卫的冲突中，说过一句报人没齿难忘的话：“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么。”他的母亲萧宗让，留学法国，攻读法国文学，性情温婉。他的四个姐妹都在各自的领域功成名就，如大姐定居法国，曾三次竞选过法国总统。他本来就可过上世俗意义上的体面生活，无需当革命党人改变命运，更不需要遭受生离死别的苦楚。离开香港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与父亲的相见还是28年之后的事。

　　在一个理想主义变得奇货可居的年代，听他说少年时的理想冲动，看他额头上的老年斑，我似乎感受到理想主义情怀的触手可及，体味到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他“自强不息”四个字。他说，他对这几个字的理解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

　　逆境时不沉沦，难。“文革”的屈辱岁月中，他烧锅炉时学习锅炉学，无事可做时，自学了几门外语。

　　顺境时不懈怠，更难。两年前，我曾联系过他的专访，那一次的采访提纲问题多多，他的幕僚后来跟我说，他太忙了，哪有时间和你讨论那么多问题。一个民主党派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真的有那么忙么？后来我得知，除了政务，他在治学上投入的时间，不仅政治家中罕见，学者中也不多见。他兼任了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学术职务，带了一些博士研究生，他说他每天午夜方寝，凌晨6时许起床，节假日和晚间都在学习。他说：“我从不懈怠，做了10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假。”

　　他信奉治学乃从政之本。看得出，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就是满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就也是满意的。“两会”召开前几天，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风险投资”一号提案10周年。10年前，成思危领导民建中央提交了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但对“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冠冕，他说过誉了，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回望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他说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民建中央九大闭幕式上，他做了一个演讲，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国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

　　在告别政治舞台的最后日子里，我请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停顿片刻，说，是一个学者型政治家。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与我们印象中的政治家不一样。他有参政党领袖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他偶尔在股市中冷不丁地说一句，沪深股指就会跳一下。民间社会质疑他没有处理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身份关系。但他依然故我地说。有一次，一个权势部门在他发言后不久即公开宣称，成思危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个人。他似乎也不忌讳。

　　采访时，他依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职领导人，但是没有秘书在场，没有下级官员陪同，他就像一个教授在等几个讨教的同仁。我希望专访他的电子邮件发给他后，他当即回复说可以，并定下时间地点。按过去的经验，采访党政要人，起码需要一份盖好单位公章的采访函件。他什么也没要。采访开始时，我担心采访过于正式，就挪了椅子坐在他斜侧，他丝毫没有介意。

　　学者们往往讲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说采访提纲太宽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问题能够集中些。这样的回复，让人想起导师给研究生指导论文。

　　采访结束后，摄影师给他拍照。他站在国旗边拍了一张，站在两幅他自己拟就的座右铭前拍了两张，一幅字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另一幅字是：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整理采访笔记时发现，我们的采访并未依据最初的提纲照本宣科，“超纲”的问题他也回答了。而且，在他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老人的生活感悟。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