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等经济学者解读两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缘起和对策

　　熊剑锋

　　林毅夫表示，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是两极分化，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投资倾向较高；穷人虽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是没有太多收入可以消费，因此导致整个经济的消费不足，投资增长过快

　　收入分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问题，在昨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2008年全国两会解读会上，多位参与讨论的专家表达了上述观点。

　　“三过”症结：收入分配不公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2008年九个方面的主要工作，其中包括多年未解决的“三过”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并且提出了投资跟消费不协调：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比重偏高，农业的比重偏低等问题，但是后面的这些问题都是和“三过”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其深层次问题在于投资增长过快，背后的核心是收入分配不公。

　　林毅夫说，在“三过”问题中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国内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然后是出口过多和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信贷增长和投资过快。

　　林毅夫表示，“三过”问题背后的核心是自改革开放以后，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收入分配越来越两极分化有关。收入分配不公是“三过”问题的根源。

　　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不仅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超过了中国过去的历史高点。中国社科院的相关报告则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目前为0.45。

　　林毅夫表示，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是两极分化，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投资倾向较高；穷人虽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是没有太多收入可以消费，因此导致整个经济的消费不足，投资增长过快。

　　林毅夫认为，之所以出现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三方面的关键性改革推进太慢，首先是金融结构，当前的金融结构导致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因而导致就业机会不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其次是资源性价格形成机制导致资源价格上涨的收益集中于少部分人；最后，行政性垄断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应当加速这些领域的改革，改善金融结构，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让资源产业变成一个跟它的风险相对应的正常盈利行业，以及对垄断性行业开放竞争，不能开放竞争的，价格和收益分配都要严格监管。”林毅夫表示。

　　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伏安认为，当前消费不足不是主动消费不足，而是被动消费不足，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投入的缺乏导致劳动力创造收入的能力不足。

　　李伏安认为，长期以来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所导致的资源和能源低价格也是导致经济扭曲的重要原因。这也包括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等，“长期以来只是注重提供低廉的劳动力，而从来没有考虑把劳动力的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作为一个投入，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农村教育等方面投入不足。”他说。

　　警惕寻租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认同林毅夫的分析：“宏观经济方面出现的问题，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其实很多都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比如消费持续上不来导致巨额的储蓄，导致经济增长要过分地依赖投资拉动和依赖外贸出口来拉动，这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背后都存在收入分配的问题。”

　　王小鲁认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是一个短期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问题。除了林毅夫提出的三个原因之外，王小鲁认为，还有两点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资源收益的分配问题和寻租的问题。

　　王小鲁认为，以土地收益为例，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大量的土地由农业用地转向非农业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这个过程中间，土地有巨额的增值，而这笔增值额存在许多监管不透明的问题。

　　“在我看来，自然资源的收益不能通过不公开、不透明、甚至私下交易和钱权交易的途径来进行分配，而应该是高度透明的，其收益应该主要部分归社会所有，归全民所有。”王小鲁说

　　此外就是寻租问题。王小鲁表示，之所以造成收入不公平，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寻租的问题。

　　王小鲁认为，要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推动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验可以借鉴到政治体制改革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