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与通胀：艰难的平衡

　　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上，面对媒体，温总理坚定地表示：“（虽然）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隐藏的风险是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但）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光明的路”，“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与以上表述一致，笔者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的2008年新增城镇就业目标为1000万人。这一目标较过去4年一直维持的900万人的目标多出了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目标也在过去4年4.6%控制目标的基础上向下调整了0.1个百分点，确定为4.5%。在过去5年中，中国每年都超额完成了预定就业目标，超出幅度在70万到180万不等，由此也扭转了2003年以前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上升的局面，使得2004年后出现了城镇登记失业率每年下降0.1个百分点的难得局面。

　　然而与过去几年显著不同的是，今年政府不仅担负着实现更高预期就业目标的任务，而且还同时担负着控制“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的艰巨使命，这两大目标能够同时达成吗？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经济学家W?菲利普斯就从英国1867年~1957年间的经验数据中洞悉了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替关系，这一后来被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规则随后在许多国家被验证，其由此也上升为宏观经济学中指导宏观调控决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也就说，如果我们指望通胀率下降，就必须得容忍失业率有所上升；反之，如果希望多增加些就业，就不得不容忍更高的通胀水平。如果该规则在我国同样具有普适性的话，那么，今年中国将在抑制通胀与增加就业之间面临着极为艰难的抉择。

　　利用经济学中的就业弹性系数，我们可以大致测算出保证新增城镇1000万就业人口目标实现所需的经济增长速度。2003年以来，我国城镇就业弹性系数一直稳定在0.31~0.35之间，五年的算术平均值为0.33。也就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约可带动就业增加0.33个百分点。照此测算，如果今年要实现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的目标，2008年GDP增速必须达到10.6%左右才行。

　　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以10.6%左右经济增速使得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实现之后，预定的通胀目标是否依然可望达成？

　　在前两轮控制经济过热、抑制通胀的战斗中，CPI无一例外是在GDP见顶之后才逐步出现回落。在1988年前后的那一轮，GDP增速在1987年见顶（11.6%），CPI则延迟到1988年见顶（18.8%），即CPI在GDP回调后的第一年见顶，在第二年出现回落；在1994年前后的那一轮，CPI则是迟至GDP出现回调的第二年才见顶，第三年才出现回落。之所以出现这种CPI延迟回落的情况，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GDP回调幅度较小，在这两轮中，回调首年GDP相对峰值的下落幅度分别为0.3和0.2个百分点；而在CPI真正见顶回落的那一年，GDP则分别较上年大幅下降了7.2和2.2个百分点。由此显示，没有GDP所对应的总需求的明显压缩，将难以促使物价涨幅尽快回调。这其实是“菲利普斯曲线”效应在我国的表现。

　　对于2008年，头两个月CPI在春节和冰雪灾害冲击下，分别达到7.1%和8.7%的高位，要想实现预定的全年4.8%的目标，则必须使得随后月份中CPI环比涨幅持续下落，而这可能需要我们不得不对经济增长速度作出较大牺牲才有望达成。由此，“事不避难”的宏观调控，在“积极就业”与“抑制通胀”的两难中，如何锚定其中的平衡点，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极为艰难的抉择。（作者为兴业银行资金营运部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