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4月9日电(记者林红梅)中国民用航空局4月7日公布了对东航云南分公司航班“返航”事件的初步调查,认为部分航班存在“人为返航”因素。
那么,整个调查是怎样进行的,“人为返航”航班是怎样确定的,“人为返航”的原因是什么?
记者来到昆明,深入民航局东航返航事件调查组和东航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第一手的采访了解。
在家飞行员反映是“天气原因”返航 据调查组介绍,3月31日至4月1日,东航共发生了21个航班“返航”事件。在飞行员“返航”后交给公司的常规航后报告中,均写着“天气原因”返航。
中国民航局调查组成员、民航局云南安全监管办公室副主任余国强4月8日向记者出示了飞行员的航后报告后说:“3月31日,作为中国民航局西南地区管理局的派出监管机构,云南监管办启动了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预案,并开始对事件调查。调查是在公众怀疑、媒体怀疑、我们怀疑的背景下展开的。4月2日上午,首先封存了对调查至关重要的飞机快速存取记录器等相关飞行资料。”
事件发生后,东航应急工作组也于3月31日下午进驻云南分公司。应急工作组组长舒明江4月8日告诉记者:“在组织运力于4月1日下午疏散完毕旅客后,东航工作组4月2日上午开始找飞行员进行调查,所有飞行员都坚持"天气原因"返航的理由。”
4月2日下午,中国民航局西南地区管理局派出调查组,来到东航云南分公司。4月3日全天,找到当时在家的8名飞行员谈话,这些飞行员都反映是“天气原因”返航。
余国强说:“我们不能武断地做出飞行员"人为返航"的结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破译、整理飞行记录 调查组介绍,为了加强对飞行安全的控制,原民航总局要求所有飞机安装快速存取记录器,这种仪器能自动对飞行员的飞行状况进行记录。
这种仪器,4月2日上午已被云南监管办封存,此时成为调查的重要证据,监管办要求东航尽快将21个航班的快速存取记录器的数据破译出来。
当天,东航把记录器送到云南分公司译码中心进行破译。记者来到译码中心,负责人袁家琪告诉记者:“这些机器里的记录全部是数字编码,必须由专门的仪器对编码进行破译,破译是仪器自动进行的。由于只有1台仪器,破译了两天两夜,才把21个记录器译完,破译后的文字记录,是一组组数据。”
4月3日,民航局西南地区管理局调查组在调查完一些飞行员后,把已被云南监管办封存的21个航班的飞行员在空中与地面管制员之间的陆空通话记录调出来,对每个航班的对话,听着录音进行整理。
调查组成员、云南监管办陈鹏德告诉记者:“我们一组10个人忙碌了一天,把录音整理成了文字记录。”
用数据筛选“人为返航” 4月5日,民航局调查组来到昆明,对已经整理出来的飞行数据、陆空对话记录、飞行员返航报告进行对比分析。
余国强说,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每个航班仅数据记录就超过7页,我们埋进数据堆里,对大量数据进行一组一组的分析。同时,还要结合机长报告书、陆空通话的。10个人加班加点地忙到4月7日3时,终于把航班数据分析完毕。遗憾的是,有部分快速存取记录器出现故障,破译不出数据,无法进行分析。
余国强说,调查显示,有一架航班是因为飞机上的偏航阻尼器失效而“返航”的,机长报告里如此写着,调查组与飞机维修基地联系后,看到维修记录上显示着同样原因。
余国强介绍,通过对陆空对话记录的分析和对塔台管制员的了解,发现飞临沧、文山机场等一些机组的航班是因为风速超标、在地面管制员的指挥下“返航”的。调查组与当地机场联系,取得了当地机场的证明材料。
余国强说,数据显示,有一部分航班是后机飞行员听到前机飞行员说“天气不好,无法降落”而半路返航的。
余国强介绍,调查组通过对数据记录中风向、风速、垂直过载等数据的分析,来判断飞机当时处于怎样的大气气流状态下。数据显示,部分机组做出“返航”的决定和数据分析指标不相吻合。经初步分析,这几个航班的数据处于天气状况可降落的状况下,因此用数据证明了一些航班“返航”存在“人为因素”。
在掌握了初步证据后,4月7日中午和下午,东航和中国民航局分别对外发布了发现部分航班涉嫌“人为返航”的消息。
“人为返航”原因仍待查 4月7日,东航暂停了涉嫌“人为返航”飞行员执行任务,要求他们协助调查组进行调查。但这些飞行员为什么“人为返航”?
据介绍,4月8日东航分别找这些飞行员谈话,用数据证明他们存在“人为返航”因素,询问“人为返航”原因。
余国强说:“飞行员"人为返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调查组要查清的问题。对于媒体报道的飞行员因税过高、因小时费低等待遇原因而"罢飞"的说法,目前根据调查组掌握的情况,尚未得到飞行员的认可。”
4月9日,中国民航局调查组再次找飞行员谈话,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民航局调查组负责人、西南地区管理局局长郭为民表示:“我们既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要保护飞行员的合法权益。下一步,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协助东航调查清楚事实真相,并要求向社会做出负责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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